论陈独秀主义(4)|蔡和森

论陈独秀主义(4)

　　十

　　对于陈独秀主义之狭义的不正确的了解也是很有害的。以为陈独秀主义就是陈独秀个人和其团体而与其他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以至现在还隐藏在党内各种不正确的倾向没有思想上路线上的联系。所以为要充分的制胜党内右倾的危险，现在主要的危险，必须充分的了解陈独秀主义为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路线与各种已发生，以及正在发生的机会主义与倾向有密切的思想上的关系。我们单从陈独秀的本身还不能充分了解陈独秀主义，纵然陈独秀自己在机会主义的理论方面和实际方面已做出整个的系统（如以上所述的）。我们必须更从中国革命中之已发生的各种机会主义派别，来观察这一孟塞维克的路线与系统。

　　首先来看戴季陶主义。他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换句话说，以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最高原则，把工人阶级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之下；拚命的反对阶级斗争，也无异是发挥一九二三年陈独秀“只有民族斗争，没有阶级斗争”的原则。假若陈独秀主义在五卅高潮时曾反对过戴季陶主义，那末从五卅末期和三月事变开始陈独秀主义在客观上就成为在中国工人运动中之戴季陶主义的执行者——把工人阶级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之下。一直到中东路事变陈独秀提出的“反对误国政策”的口号还是隶属于戴季陶的最高原则之下。

　　再看彭述之主义。彭述之主义的特质就在用左的浮词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来帮助陈独秀主义进行把工人阶级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口头上很漂亮的叫“天然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实际上把革命领导权奉送于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彭述之主义的帮助，陈独秀主义在党内之宗法的统治与党外实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之发展不能那样顺利。

　　再看谭平山主义。他在戴季陶的最高原则之下宣布：“中国革命要得真正的成功，一定要以广大的劳苦平民为中心，联合一切被压迫的民族，构成民族阶级与帝国主义作整个斗争才能实现。故中国革命充满了阶级性就是说中国革命的斗争，就是一种阶级斗争，就是无产者国家与有产者国家的斗争。谭平山的民族阶级和无产者国家，可谓把戴季陶的最高原则发挥尽致了。谭平山比戴季陶聪明些，他不反对阶级斗争，只把阶级斗争翻译成为‘被侵略的无产者民族与侵略的有产者一种剧烈的阶级斗争’。”陈独秀比谭平山又聪明些，他现在率性用托洛斯基主义来防护中国不变为塞尔维亚第二。

　　十一

　　最后不能不说到陈独秀主义一个重要的伴侣——鲍罗庭主义。武汉时期鲍罗庭主义与陈独秀主义混合为一个东西，此处不用赘说。现在所说的，只是一九二七年后，鲍罗庭关于中国问题最近的见解和态度。

　　在讨论陈独秀主义时（在中国科学研究院），鲍罗庭宣言他在中国革命中的错误，在于他与陈独秀之间发生了重大不同的政见，而他没有把这不同的政见引到公开斗争；他宣言当时有广东路线与上海路线的对抗；他的结论是：假若他的路线与陈独秀的路线引起公开斗争，那就不会有武汉时期那样的失败。

　　不是一九二七年以后生长的人，大约不会相信鲍罗庭的话是真实的罢！然而不然，竟有同志公开出席替他辩护。可见鲍罗庭主义在我们党的队伍中直到现在不是没有保留重大的影响和残余。这一残余保留在党内终于有复活陈独秀主义的危险。所以在反陈独秀主义的斗争中决不能把鲍罗庭主义除外。

　　鲍罗庭在中国革命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假若说陈独秀是中国的蒲兰德尔，那末，鲍罗庭就是中国的拉狄克。所以他对于我们党内同志的影响不是值不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看他对于中国阶级关系的新见解：

　　“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相互关系可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当时垄断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经纪地位的，是以皇帝为首的高等官僚贵族……第二个时期……即你们所知道的买办阶级；……最后第三个，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时期，这一个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已在排挤第二时期的中间人，排挤买办阶级而开始与帝国主义发生各种相互关系”。

　　“……资产阶级企图废除不平等条约，不外是企图在中国创造一种条件，在这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更能密切与帝国主义联系。不仅在各大商埠条约上给他与帝国主义联系的可能，而且在全中国。换说一句即为帝国主义肃清在中国道路上一切的障碍，实现买办性质于新形式中，在新环境中，于极广大的范围中”。这在鲍罗庭主义的信徒看来，要算是极革命的极响亮的高调了。看他的下文说些什么呢：

　　“讲到这一点还必须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完全是另外一个程序的资产阶级，就是这样的资产阶级。他要把中国工业化的大道上的障碍物扫除，准备同国内的封建势力以及与封建势力勾结的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然而我们所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资产阶级”。

　　“当我们说到民族资产阶级还极弱时，我们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指企图垄断中国与帝国主义间之经纪地位的资产阶级，但是有点工业资产阶级倾向的民族资产阶级，那末我们就应当说这种资产阶级现在还不能引导中国到工业发展的道路上去，因为这种资产阶级现在还极弱”。

　　原来鲍罗庭主义把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同化之后，还保留一“不企图垄断中国与帝国主义间之经纪地位，准备同国内封建势力及与封建势力勾结的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极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还极弱还不晓得把中国引到工业发展的道路上去。而其将来怎样呢？这点他虽没有明说，但读者不难从他的观点做出结论，就是从鲍罗庭主义的中国阶级关系的观点非走到复活“民族资产阶级还有革命作用”的机会主义不止。

　　鲍罗庭接着上文就来估量无产阶级：

　　“这种资产阶级在中国现在是极弱的。由此就可明了中国无产阶级也充分的弱，数量太少，他的年龄，总共不过几岁。他的基本群众不在中国内地，而在租界，完全与中国隔离的香港一类的地方。在香港，上海，天津，和汉口你们有工业无产阶级基本群众，而在中国其他各地，工业无产阶级在真正的字义上是很少的”。

　　鲍罗庭新的“租界无产阶级论”的论证仍然回复到自己老的西北主义的结论，就是远居上海，香港等租界之中国无产阶级很难领导中国的农民，中国革命很难凭靠大城市的领导。所以在反动下，职工运动的工作没有什么前途，唯一重要的是农民游击战争。中国全体共产党都要加入游击战争，如欧洲共产党全体参加工会工作一样。鲍罗庭主义的根本精神，自始至终，如陈独秀主义一样，怀疑与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鲍罗庭主义不仅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有领导农民，领导革命的能力，而且根本不相信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有用自己的力量完成中国革命之可能。他说：

　　“中国无产阶级的缺点，在数量上，年龄幼稚上及其他方面，这些缺点之百倍的补偿，就在不能把中国革命，中国无产阶级从其他世界分开。假若拿中国无产阶级从印度无产阶级，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特别苏联的无产阶级分离起来，那末，自然不待说对于指导基本联盟的农民他要遭受莫大的困难。假若中国无产阶级是分离的，那末就很可怀疑到他是否能成就摆在他前面的伟大任务，即关于指导农民与封建残余斗争，与帝国主义斗争等等。但假若拿他与印度无产阶级，各国无产阶级，特别苏联无产阶级共同来看。那末中国无产阶级之必不可免的历史的缺点就百倍的补偿起来了。从这样的观点看来，中国无产阶级较强于中国资产阶级”。

　　这是多么漂亮的托洛斯基主义的理论呵！托洛斯基不相信俄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有用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之可能，鲍罗庭却比较更进一步不相信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有用自己的力量成就中国革命之可能。

　　中国革命之社会主义转变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之必须依靠先进国无产阶级的帮助，尤其苏联的帮助，这是毫无问题的：中国革命之须要国际无产阶级帮助也是毫无问题的。可是照鲍罗庭的观点，就完全是不对的。从列宁主义的观点，中国革命不仅有自己的充分的力量，而且他能促进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及东方各殖民地革命；中国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强有力的理由，不仅在于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的观点上，而尤其在中国内部阶级势力之对比上。鲍罗庭主义完全与列宁主义相反，从他自己的阶级关系的分析，他断定中国无产阶级比中国资产阶级更弱些，只有在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的观点上中国无产阶级较强于资产阶级。所以他把中国革命的命运完全建立在国际无产阶级的依赖之上。

　　鲍罗庭主义的信徒以为鲍罗庭同陈独秀“根本不同”的地方就在鲍极看重农民势力，着重游击战争；纵然他在武汉时期与陈独秀共同阻止了土地革命，而现在他却与陈独秀“根本”相反，他“异常”看重土地革命。现在来看他对于农民问题的政见：

　　“现在说到农民方面。与农民的关系的问题，必须指出下列的根本要点：一、是不是真的在中国乡村中已发生这样的阶级变迁，其结果已使富农分化，而这富农已同着资产阶级组成南京的政权，所以需要与富农斗争。我不否认中国乡村有富裕的农民之存在。但是应当说明富农是什么，其意义就不能如我们（指苏联——森注）所了解的一样，不能搬运革命以后的我们所有的富农观念到在革命以前的中国所有富农的观念上去。这个不是一样的富农。说到中国农村，那就必然须要一个全体农民的共同民主的战线去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军阀制度，反对一切封建基础的上层建筑，反对帝国主义等等（以下大大地引证列宁——森注）。土地革命在中国只有凭靠在中国农村的统一战线上才有可能”。

　　此外关于国际状况，他做了以下的肯定：“无论怎样还没有牢不可破的论证，证明在最近的将来，在太平洋上美与英日就发生武装冲突。美在中国将采取最谨慎的政策”。

　　上面一切的话都是从鲍罗庭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日之“中国革命的前途”有名的大报告中引出来的。这是新的变态中的机会主义的大系统，是西北主义之继续发展：在中国革命的一切根本问题上——阶级关系无产阶级领导权对农民的策略及革命前途等——是与共产国际和列宁主义的路线不能并存的。假若拿了现在的鲍罗庭主义与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九年以及一九二三年的一切机会主义去对照，便可看出中国革命中孟塞维克路线之一贯的线索。这一路线的中心点，是在对于资产阶级的态度和对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统一战线之孟塞维克的了解：从隶属无产阶级于资产阶级（武汉时期以前），做小资产阶级上层领袖的尾巴（武汉时期）以至联合富农。假若陈独秀在一九二九年用托洛斯基观点来攻击中共中央之业已改正的联合富农的错误，那末鲍罗庭在同年就企图恢复以前乡村联合战线的机会主义策略与谭平山的“民族阶级”和统一战线的理论内外相应。由此不难推想：假若中国共产党真正执行反富农路线到底时，陈独秀主义便会同鲍罗庭主义一样暴露其代表富农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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