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蔡和森

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

　　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高潮推动中国革命进到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的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公开背叛革命，与帝国主义地主阶级结成反革命联合战线，以反对工农的革命势力：这一巨大的变动，显然是革命动力和革命阶段的变动。

　　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一个旧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生长以前摆在我们的前面，但在理论上从未获得正确的解决，所以这一问题是旧的；同时在最近三年伟大的革命时期中，革命进展的速度有如此之快，使革命动力和革命阶段起了上述之巨大的变动，所以在这样历史的事变之后提出这一问题，人们自然要感觉是新的。

　　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

　　资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

　　过去三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国的革命运动（如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及十九世纪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模型。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性：（一）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二）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三）无产阶级还未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这类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在资本主义进到帝国主义的前期。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经过长期的和平发展，工业资本与财政资本完全混合，达到他的最后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从这个时期起，“民主共和”的口号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已没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些国家都已成为资产阶级的专政（表面上或民主共和或君主立宪）；同时无产阶级在数量上与质量上随着资本主义而有伟大的发展和集中，成为伟大的组织的独立的政治势力。所以摆在先进国无产阶级前面的历史任务已不是推翻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而是直接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

　　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在资本主义落后国——农奴或半农奴制的封建专制国家仍然是必不可避免的历史任务。可是这一任务已经不是资产阶级所能完成。纵然这些地方的资产阶级需要推翻封建制度，扫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然而因为财政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混合，资产阶级已与地主阶级发生密切的经济关系，所以这些国度的资产阶级之革命性是很不彻底的半途而废的；他不仅不能做革命的领导阶级，反之只有无产阶级联合占人口优势的民权主义的及资产阶级性的农民反对这种不彻底的动摇妥协以至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才能使民主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所以资本后进国之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与前世纪资本先进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历史的任务上是一致的，而在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效果是不同的，第一、这一革命的领导者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第二、农民在这一革命中占重要地位，超过于以前任何资产阶级革命中所占的地位；第三、这一革命的彻底胜利只有在工农联合而反对不彻底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条件之下才能完成；第四、因此，这一革命的彻底胜利不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胜利，即不是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工农民权主义独裁制；第五、这一革命的彻底胜利不仅是彻底肃清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障碍（封建制度农奴制度等）而必然要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这一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历史模型，就是俄国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七年的革命。

　　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与社会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权革命的区别是很显明的，因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是根本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他的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与农民平分政权。在资本主义后进国，无产阶级不能超过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的道路，去达到社会主义革命，不能把民权革命看为是资产阶级的事而把这一最低度党纲（争民主共和）从最高度党纲（争社会主义）排除出去。无产阶级只有坚决的与农民联合引导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底，在民权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之下，才能开始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民权革命的完全胜利，不外就是工农民主独裁制。列宁说：“无产阶级与农民革命民主的狄克推多无条件的仅仅是社会主义者过渡的暂时的任务，但在民权革命的阶段中不认识此任务，简直是反动。”

　　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联，是俄国革命中主要的争论问题。最初是民粹派与马克斯派的争论：民粹派整个的理论是否认资本主义，否认产业工人阶级的地位，否认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与政治自由；他们认农奴制度的残余——农村公社为俄国可以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基础，他们认反封建制度和农奴制的农民运动，直接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农民运动，在马克思派看来，不是社会主义的运动，而是民权主义的运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如其他各国一样，没有超过的例外；同时也不能超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民粹派这种反动的理论，客观上是回避土地革命和民权革命，而欲维持俄国于旧有的土地制度和封建秩序之上的。

　　此后多数派与经济派，以至少数派的争论也是以这个问题为中心。经济派企图把俄国无产阶级限制于经济斗争的狭隘范围，把政治斗争事业完全奉送给自由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少数派虽然承认参加政治斗争之必要，可是认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为民权革命的主人，忽视农民的地位，忽视无产阶级的领导。因此在俄国革命中，完全形成两个不同的战术和策略的路线：多数派的路线是：

　　“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民权革命到底，使农民群众加入自己方面来，一面用力打破专制政府的抵抗，一面使不坚决的资产阶级疯瘫化。无产阶级应当完成社会革命，使人口中一切半无产阶级成分加入自己方面来，一面用力摧毁资产阶级的抵抗，一面使不坚决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疯瘫化”。（见列宁：《两个策略》）

　　少数派的路线完全是与自由主义大资产阶级联盟，把无产阶级当做大资产阶级的尾巴，以为无产阶级在这一革命中的目的不过是政治的自由。少数派以为民权革命的主人是大资产阶级，以为民权革命的胜利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所以他们反对工农民权独裁制，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参加这一革命政府。

　　孟塞维克主义把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截然划分为两个不相联系的阶段，以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胜利之后，必须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下经过一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等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成熟时再举行社会革命。所以孟塞维克主义绝对不“梦想”从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革命。

　　布尔塞维克就不同，列宁在一九〇五年就肯定的说：“乡村无产阶级与农民资产阶级（富农）间的阶级抵抗是必不可免的，我们预先就要暴露他，说明他，并准备他的争斗的基础。……没收土地给谁呢？我们不抹煞此问题，不发平均分配或‘社会主义’等誓约，我们但说：我们还要争斗，从新争斗，同着那些同盟者到新的战场上去争斗：在那里，我们将无条件的同着乡村无产阶级和一切工人阶级去反对农民资产阶级。实际上，在徭役或农奴式的大财产占优势的地方，在大的社会主义生产和国有的物质条件还没具有的地方，可以把土地移交于农民小私有阶级，在民权革命完全胜利，和大资本归工人社会有的条件下，那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转变——在我们无产阶级的自觉力和组织力的限度内——开始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是要不断革命。我们不会停在半路上。……我们用全力帮助全体农民干民权革命，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容易尽可能的迅速走到新而高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见列宁：《社会民主党对于农民运动的态度》）

　　“……人们知道除了经过民权主义，经过政治自由，没有向社会主义的其他道路。所以要努力完全彻底实现民权主义以达到最终目的——社会主义。民权主义的争斗与社会主义的争斗难道是同一的条件吗？所以工人在这种与那种的斗争中将不停的有各种不同的联盟者。在民权主义的争斗，工人将同着一部分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的争斗，工人将反对一切资产阶级。同豪绅地主争斗，可以而且应当同着全体农民，中农以至于富农。同资产阶级以及富农争斗，那就只能希望与乡村无产阶级共同行动。”（见列宁：《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联合全体农民反对地主阶级和封建专制。联合乡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反对一切资产阶级——农民资产阶级在内。”这是布尔塞维克在俄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十月革命的成功，完全证明这一路线之正确。

　　中国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

　　中国的国际地位是与俄国完全不同的。然而中国革命，按照他客观的意义，无条件的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因为国际地位的不同，这一革命的根本任务不仅是反对地主阶级，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而且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形成为世界革命之一助力并且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这些客观任务无非是要求在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半农奴制的压迫之下解放出资产阶级的中国，而扫除其一切发展的障碍。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占中国人口的最大多数。农民处于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半农奴制（佃田制）的剥削压迫之下，处于不可支持的农业恐慌和普遍的贫穷化之下。封建残余，在全中国还占很重要的地位。农民普遍的革命要求，如抗租抗税，土地农有，反对豪绅地主，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农民政权，农民武装，统一赋税，统一中国，凡此等等都是彻底的民权主义的要求。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换过说也就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自然比俄国更加重要。联共反对派以为中国资本主义受共管海关的压迫，在城市中不能发展因而转向乡村发展，中国农村业已资本主义化，封建残余已不占重要地位，所以现在中国土地革命已超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性质。这完全是一种无根据的分析之错误结论。

　　中国是半殖民地，中国革命将成为殖民地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模型。越往东方，资产阶级越卑鄙，他由革命跑到反革命的速度也越快。在民族资产阶级公开叛变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无疑的只有在联合农民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条件之下才能彻底胜利。然而这不是说前一时期——反帝国主义的全国联合战线时期——联合一部分资产阶级的策略是错误的。因为那时民族资产阶级还有革命作用，还是拿着武器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与他暂时的共同争斗是必要的。托罗斯基派，机械的利用俄国革命经验，以为中国机会主义的错误由于与资产阶级合作的策略。实际是不对的，他们忘记中国国际地位与俄国之不同，忘记前一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与俄国的有不同——无论后来怎样叛变和反革命。

　　我们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首先在对于中国革命性质之不正确的观点：（一）认“资产阶级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在这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认“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国民革命成功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二）认“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三）忽视农民，偏向于“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四）以为“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正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这些认识，显然是对于革命动力的估量不正确，忽视无产阶级的领导，忽视农民的重要，而偏向于与资产阶级联盟，根本不知道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工农民权独裁，而认革命胜利一定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根本没有革命转变的观念，以为国民革命成功后，要经过一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才有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总括一句，这是“二次革命论”，中国原始的孟塞维克倾向。

　　“二次革命论”之后，又发现“一次革命论”：以为从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就是“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以为“中国现时的革命既是资产阶级的又不是资产阶级的，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又的确是社会主义的，这一次革命的胜利终竟是社会主义的”。这“一次革命论”不仅混淆中国革命的性质，要有落到托罗斯基不断革命论的错误，不仅混淆无产阶级政党最低度党纲（工农民权独裁的）与最高度党纲（无产阶级专政的）的任务，而且要使从民权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转变”成为没有意义，必致使无产阶级政党忽视此转变的条件与准备，所以“一次革命论”也是不正确的。

　　资产阶级叛变后革命性质没有变化吗？

　　民族资产阶级叛变后，中国革命有什么特殊现象呢？有：

　　（一）土地革命深入；

　　（二）开始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

　　（三）工农革命联盟对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反革命联盟。

　　以上现象是证明革命阶段的深入和革命动力的转变，而不是革命任务和性质的转变。只有革命任务改变了，革命性质才会改变。革命的客观任务——如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的两个主要任务：现在不仅没有完成和消失，反而因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妥协，而愈益加重了这些客观任务的需要与意义。纵然在资产阶级叛变后，于上述两大主要的客观任务外，还要加上更坚决的反对领导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新任务。然这一新任务的意义，并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代表而应反对，乃因民族资产阶级变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地主阶级的同盟，出卖革命变成为反对民权革命的反革命之领导者而应反对的。所以这一新任务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并不会毁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客观上反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不一定就是社会革命，二十世纪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就只有反对资产阶级才能进行才能胜利。这本是列宁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原则，并不是中国革命的创例。

　　土地革命不是社会革命吗？土地革命在前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也曾实行过。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中枢，他的性质彻头彻尾是民权主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

　　“在马克思派，农民运动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民权主义的运动。他在俄国也如在其他各国一样，按照他的社会经济的内容，他必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伴行的卫星。他并不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基本制度，反对商业经济，反对资本。他所反对的是农奴制的残余，乡村中资本主义前期的关系，以及反对为一切农奴制残余之主要抵柱的地主的垄断土地。所以农民运动的完全胜利不是废除资本主义，反之，但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更广大的基础，纯全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暴动的完全胜利只能创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墙基，在这墙基下就完全显然的要发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按照他的客观意义，农民暴动的完全胜利有什么意义呢？这个胜利是彻底消灭一切农奴制的残余，但完全不是消灭资产阶级的经济，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划分阶级——富人与贫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何以近时农民运动是资产阶级民权运动？因为他消灭豪绅地主政权，创造民权制度的社会，这民权社会并没废除资产阶级的基础，没有消灭资本的统治。然则自觉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对近时农民运动应当怎样呢？应当维持此运动，以最好的努力帮助农民，彻底帮助他们推翻整个的豪绅地主的政权。但同时应当向农民解释推翻豪绅地主的政权还不够。推翻这政权，应当同时准备消灭资本的政权，资产阶级的政权，为要做到这个，便应立即宣传社会主义的完全，换过说，宣传马克思联合起来团结起来的教训，组织乡村无产阶级来与农民的资产阶级及全俄的资产阶级争斗……”（以上见列宁论《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可见中国农民的土地革命是彻底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只有当土地革命深入，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要背叛此彻底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时便高叫土地革命是社会革命，无耻的宣传“中国共产党实行社会革命来破坏国民革命”！只有豪绅地主反对此彻底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时，便把农民一切革命行动，如打破宗法的礼教风俗，女子剪发放足等事都叫成为“社会革命”！

　　然则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不是社会革命的政权形式么？苏维埃是社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也可以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工农民权独裁制的政权形式。苏维埃政权的真意义是什么？对于工农群众本身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工农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真正自动手来管理国家政治，是真正平民的彻底的民权主义，是民权主义的最高形式。工农苏维埃政权对地主资产阶级一切敌人，不客气的是所谓“暴民专制”，革命独裁，消灭地主豪绅资产阶级一切复辟和反革命的可能，剥夺其一切权利与自由，保障革命的彻底胜利。所以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胜利不外就是工农民权独裁，不外就是工农苏维埃政权。工农平民的民权共和国，就是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在民权革命的阶段，苏维埃是保证民权革命彻底胜利而容易转变到社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的方法，但决不因为采用这一彻底民权的政权形式，便改变了民权革命本身的性质。

　　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后，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阶段虽有显明的变化，但是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

　　社会主义的前途及其转变的条件

　　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义革命在国际范围内有三个主要的方向：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如英美德法等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有最高度的发展，所谓民权革命都已过去，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只是直接实行社会革命，便能迅速的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而帮助其他经济落后国；在资本主义后进国如以前的俄国或现在的日本，这些国家资本主义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足够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从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速度是很快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如中国与印度，农民占最重要的地位，还有严重的封建残余，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低，不够独立的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社会主义先进国的帮助，所以这些地方从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不能机械的想象如俄国一样，同时也不能象机会主义的观点，这个中间隔了一个万里长城。

　　中国革命是处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时期，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已有十年之久，世界资本主义不停的向前崩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国民革命，客观上更有利于中国革命之社会主义的前途，因为在此革命中，革命的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由于资产阶级的叛逆更确定的建立起来，这就更见开辟了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前途——即社会主义的前途。

　　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不仅有转变到社会主义前途之历史的可能，而且有历史的必要。将来民权革命彻底胜利时，驱逐帝国主义，没收其一切企业与银行，必致与帝国主义作更残酷的斗争，将不仅有武力的干涉而且有经济的封锁。在此情形之下，勾结帝国主义与革命作敌的各派资产阶级对于工农民权独裁的苏维埃政府，至少也会采取经济怠工的方法，那时候势必使工农苏维埃政府不得不由没收外国一切大企业进而没收本国资本家一切大企业，去组织指挥全国的经济生活。另方面从农业来说，中国农业生产力是很低弱的，当土地革命彻底胜利，可以从此开始向资本主义发展时，必然就要遇到一个极大的障碍，这障碍也就是上面所指的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之联合的干涉，或企图用新的剥削方法，来压制刚从半农奴制企图解放发展的小农经济，使之处于不利地位（如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到那时候，一定迫使最大多数的农民（自然富农除外）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更加集中力量去战胜中国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障碍呢？彼时所能得到的答复一定是赶快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即消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代以有组织的在国有城市大工业统率之下的农村集体经济。到了这样转变的时候，就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了。

　　所以中国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底，就必不可免的要开始社会主义的转变。工农民权独裁的苏维埃政权，便要成为这一转变的起重机，也就是这一转变的基本条件。至于这一转变要到甚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一转变将要采取怎样的速度，这些问题只有将来的争斗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才能决定，换过说即只有城市无产阶级的和乡村无产阶级以及半无产阶级的自觉力、团结力与组织力才能决定。

　　这里还有一问题：是不是有和平转变的可能？在纯粹理论方面，当然不排除这一问题的提出，可是在实际方面决不应预先存此和平转变的幻想。在将来不仅因为有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残酷抵抗的远景摆在我们前面，而且因为中国的富农（乡村资产阶级）之反革命的可能性（他一身兼具资本，田租，高利贷三种剥削资格）是不可轻视的。在有利于全体农民的民权革命阶段中，富农多少还可参加斗争，或保持中立；但到革命彻底深入而要开始转变的时候，这一乡村资产阶级说不定将成为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之破坏革命的剧烈工具。只有经常的保持与发展乡村无产阶级（雇工）及贫农在农民运动中的领导权，只有不停的提高与发展乡村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与独立的组织，最后，只有无产阶级能巩固在整个民权革命及工农苏维埃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只有在这些条件之下，才能保证将来革命转变的顺利与胜利。一九一八年，苏俄胜利的无产阶级很容易的镇压富农反革命的暴动，驱逐代表乡村资产阶级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于苏维埃政权之外，就是这种革命顺利的转变之模范。为什么有这样顺利的转变呢？因为无产阶级在苏维埃政府中，在军队中，在城市与乡村的一切组织势力中，都保持绝对的优势和领导地位，平素就监视这种暂时的争斗同盟者如敌人，所以不难在反动开始的时候就解决了他们。

　　资产阶级曲解中国革命的企图

　　孙中山用三民主义口号来引诱劳动群众参加革命，他仿效俄国民粹派的把戏，利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想来遮盖其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之本性。他所代表的要求，分明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却要装做害怕资本主义，其实他所害怕的只是随着革命而必然发展的阶级斗争，和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他怎样“预防”此社会革命呢？于是他大言不惭的宣布他“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资本主义社会政策，就是社会主义，他的国民党式的革命就是社会革命。他要中国革命在他的掌握中一次革完，他要骗取劳动群众相信他有包办国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魔力。这种曲解中国革命性质的骗术，在革命运动还未深入，阶级分化还不显明的时期是可以蒙蔽一般劳苦群众的。

　　五卅后革命高潮发展到极度时，胡汉民在莫斯科表示要求国民党加入第三国际，表示不满于国民党之小资产阶级立场而要求为国民党建立社会主义的政纲，尤其在他回国时，特别“努力”于反对考茨基。可是这些无耻的“口头左派”——（胡汉民蒋介石汪精卫等都是）到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深入到土地革命阶段时，他们反革命的策略便是：宣布CP企图社会革命破坏国民革命。在分共时期，他们确是利用这一反革命的宣传政策成就了他们万恶的反革命事业。

　　民族资产阶级投降帝国主义地主阶级不到一年，他的反革命真相完全暴露，他对于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完全破产，于是民族资产阶级所谓“左派”学者政客，曾经叛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上层领袖，以及共产党的叛徒陈公博谭平山施存统等他们或用什么国民党左派名义，或用什么中华革命党或第三党名义出来反对“共产党的超时代的政策”，反对农民暴动，反对工农苏维埃政权，抬出反革命化的三民主义国民党臭招牌来涂饰他们自以为己有的“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金坳，他们续演孙中山的骗术，或是否认资产阶级的存在，或是曲解什么民生主义即是非资本主义，或是把中国革命分成为民主革命社会革命两个阶段，而由这阶段到那阶段的道路，就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以及提倡国家资本，奖励私人社会资本的道路！由此他们的共同结论是：中国革命与西方不同，所以马克思与孙中山的革命方法不同，一主阶级斗争一主阶级调和，但目的是相同的，因为都是要达到非资本主义前途；然而第三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的方法——阶级斗争以至武装暴动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来破坏中国国民革命，所以国民革命一定只有在国民党领导之下反对这超越时代的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才能完成……。

　　这些资产阶级的叛徒，学者，政客对于中国革命的曲解，他们目的与作用不仅在遮盖民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各派的反革命，主要是在民族资产阶级要彻底叛逆中国国民革命，利用这些曲解来贯彻其破坏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底。中国彻底革命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人丝毫也不忽视这些曲解的反革命作用，应在全国群众之前揭破这反革命和假革命的鬼脸。

　　这里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图表摆在群众前面：彻底代表中国革命利益的无产阶级共产党，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彻底胜利就是以苏维埃为政权形式的工农民权独裁制的彻底胜利，这彻底胜利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及联合农民更坚决的反对反革命的组织者民族资产阶级，准备全国的武装暴动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和帝国的统治才能完成。彻底反革命的各派民族资产阶级以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彻底消灭只有联合帝国主义豪绅地主更坚决的镇压工农革命势力反对第三国际与中国无产阶级共产党而成功资产阶级领导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独裁制。自觉的工人农民，你们看谁是彻底革命的主张，谁是彻底反革命的主张？

　　施存统等自以为“民权革命”是他们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新发明，他们因此号召“一切民主势力集中”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店东厂主资本家之下，与同他们蒋总司令对峙的桂系封建势力来拚命，他们更装做很革命的腔调说：现在反动的封建势力统治一切，必须一切民主势力集中起来结成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打破现在的反动统治才能完成民主革命。

　　你们这些叛徒，你们是主张民权革命的么？民权革命进到深入的阶段——土地革命——你们就叛变了！你们是主张民权革命的么？共产党一提出彻底的民权革命的口号——武装暴动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工农苏维埃民权独裁制——你们就大嚷：“共产党实行超时代的政策”，“共产党企图社会革命，破坏国民革命”！你们是赞成民权革命的么？民权革命进到这样深入阶段，阶级分化这样的尖锐，很显然的一切革命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可是你们不是否认阶级斗争，便是否认中国没有资产阶级，用不着阶级斗争来“削弱”民主势力的集中！你们赞成民权革命么？中国民权革命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及国际无产阶级帮助之下，联合农民反对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才能进行；你们完全相反，你们是要为已经叛变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维持假革命的招牌，欺骗民主革命势力，“集中”于你们资产阶级旗帜之下，联合帝国主义与地主阶级来消灭中国民权革命！谁反对农民暴动没收地主土地？谁反对工农苏维埃政权，谁隐蔽民族资产阶级在反革命中的主要作用而单止揭出封建势力的反动来做号召，谁便是真正反民权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走狗。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叛变，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哪能有今日这样的猖獗？没有你们这些无耻的学者，政客，变节者的出卖革命，曲解革命以回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作用，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哪能向前进行到今日？

　　你们这些无耻的革命的卖淫妇，当民权革命发达到最高点（土地革命）的时候，你们发抖，你们动摇，你们叛变，当革命因为你们的叛变而暂时失败的时候，你们又高谈“民权革命”，“民主共和”，“自由”，“民权”，“反封建势力”，“一切民主势力集中起来”，“工农小资联盟”，“非资本前途”……。你们要用这些高调和空谈，一面遮盖你们过去反叛革命的罪恶，同时替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维持革命的假招牌，使不自觉的群众认你们的主人和你们自己还是“民主革命的”，企图从精神上来麻痹中国革命动力。可是你们这种企图终于逃不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灯塔，这一灯塔首先就要暴露你们反民权革命的真面目！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劳苦群众之前，高声的肯定中国革命有社会主义的前途，他的最高任务就是争得此前途之尽可能的迅速的实现；同时他坚决的反对误解或曲解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之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他始终一致的认定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之至低限度的党纲，谁要抛弃或超过此至低限度党纲的任务，谁便是反革命。

　　中国共产党明显的告诉全国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农民反对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底，成功工农苏维埃民权独裁制；以这工农苏维埃政权为出发点，联合乡村无产阶级和人口中一切半无产阶级的成分反对不彻底的富农，使革命迅速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明白告诉全国革命分子，只有在工农联合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条件下，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才能彻底胜利；在此胜利下的平民式的民主共和国，就是工农苏维埃共和国；一切民权革命的斗争，就是尖锐的阶级斗争，现在所谓“一切民主势力集中”主要的除了“工农联合”外，简直没有意义。一切真正的革命分子决不要误听革命叛徒施存统等的诱惑，以为还可与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或其接近的羽翼联合。

　　中国共产党不怕第三党谭平山等讥笑他是“孤立”是“单独革命”，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有三万万以上的农民革命的同盟军，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后援。谭平山这些害怕孤单的卖淫妇只有到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中去找她们的姘夫。有巩固的工农革命的联盟存在，终于要打碎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反革命事业，即彻底成功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客观上更创造了有利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和社会主义前途之可能，但中国共产党决不夸张他的领导权之建立，而丝毫忽略揭破民族资产阶级种种欺骗民众的假革命的企图或民族改良主义的企图，与这种企图作长期的艰苦的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秒不忘的任务。

　　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统治的猖獗，千百万群众处于极端的黑暗的白色恐怖之下，使完成民权革命的要求在客观上愈加紧迫。但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如那些动摇叛变过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只是于革命失败后空谈或幻想“自由呵”“民权呵”“共和呵”……以表示自己还是“民主革命派”，如施存统谭平山这辈人，恰好只能证明他们是无常的变节者。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在革命暂时失败后，只有愈益坚决的深入到确定的革命阶级中去做最艰苦的工作，准备革命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用这些艰苦卓绝的群众工作去代替小资产阶级“民权派”之虚伪的口头禅。他们只是口头上唤民权革命，“民主势力集中”，共产党人却是要在艰苦的工作中取得工农群众的大多数。无产阶级是彻底的民权革命的实行者，他决不与任何小资产阶级民权派同化，他只有继续不停的同小资产阶级民权派的动摇，不彻底，空谈，幻想，以至叛变的一切奋斗才能引导此民权革命到底。

　　中国共产党以全力帮助农民运动，以至暴动没收地主土地。中国共产党不因此运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去帮助她。而是因为此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中枢，是彻底民权主义性质的，故帮助她。叛徒陈公博辈说中国CP自知中国产业工人过少，不足夺取政权，故违反马克思唯物主义而求助于流氓土匪的农民运动，中国CP决不害怕这些物观论的“高等”叛徒的诬蔑，而停止他对于民主主义的农民运动之帮助。可是中国CP对于农运的任务不仅是帮助而且是领导。中国CP决不沉溺于小资产阶级的农运中而失其独立性，决不由农民意识来动摇或影响自己的领导，而是要以自己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去矫正农运中种种弱点和缺点。只有小资产阶级民权派才会把农运看做是完满无缺的社会主义运动，自己不是指导农民而是追随农民。中国共产党不是这样的，他知道中国农运中还有种种大的缺点——如平产主义，无政府倾向，盲动倾向等，须要矫正，客观上主观上都还含有资产阶级的影响须要解除。中国CP并不夸张他对于农运的领导，乡村资产阶级还有侵占与危害这种领导的可能。所有这些，都愈增加中国CP群众工作之艰苦的任务。

　　中国革命固然有社会主义前途，因民族资产阶级之叛变，愈益增加这一前途之可能与必然，可是若说这一前途现成的摆在前面，这简直是骗子。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象叛徒兼骗子的施存统辈一样，以为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是现成的摆在前面，没有什么转变中的任务，也没有什么障碍还须努力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将不客气的反对党内党外这一类非资本前途的油腔滑调，而认真在此贯彻民权革命的斗争中准备此种转变胜利的条件；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将不停的反对党内党外一切类似陈公博“物观论”的机会主义，以为民权革命后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成熟经济的先决条件，再来实行社会革命。

　　（载《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期　署名：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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