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团事件的教训|蔡和森

商团事件的教训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

　　这次广州商团事件，可谓极帝国主义、买办阶级、雇佣军阀以及国民党右派分子伙同宰割革命政府之奇观：组织这次叛乱的是英国在广州各机关之职员；领导这次叛乱的是陈廉伯、陈恭受诸买办；公开的袒护这次叛乱的是英国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武装调停”廉价拍卖革命政府的是范石生廖行超诸军阀；而勾结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雇佣军阀之间的是国民党右派分子。

　　国民党右派一面勾结帝国主义与香港广州的买办阶级，一面勾结雇佣军阀以把持广州兵政、市政、财政诸权利，这是自从设立广东政府以来公然不可讳言的事实。这次事变的罪魁陈廉伯不仅是汇丰银行的买办，而且是国民党右派把持的广州市党部之职员；这次主张罢市反抗孙中山最力的先施公司、大新公司及西关各大商店的经理职员以及陈恭受等莫不尽是国民党右派的党员，至于范石生、廖行超、李福林辈之属于右派更不待说。所以这次一面是英国帝国主义打击中国革命运动，一面是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

　　国民党右派之必然的趋于反革命，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外国帝国主义要根本破坏中国的革命，单从外部施以压迫还是不够，必须培养一支反革命的势力于革命党的内部，这支势力便是国民党的右派。

　　所以这次事变的教训：第一是证明国民党右派为反革命的法西斯蒂。第二是证明雇佣一些军阀来做革命的军事行动及过早的设立革命政府之失策：

　　全部政权的取得是革命党必要的目的；但在革命形势还没成熟以前——即本身在民众间的势力还没成熟以前，是不宜于亟亟掌理一部分的政权或建立偏安一隅的革命政府。不幸中山先生竟然采用了这种过早的政策，由是显然暴露下列各弊害：（一）广东政权之取得，并不由于革命势力之完成，但是由于利用根本与革命相反的军阀财阀的势力，所以广东政府不仅不是革命的工具，适足成为雇佣军阀、交通系、政客、买办阶级以及升官发财的右派之狐城鼠社；（二）党员对于政权的争夺早已根本毁坏了革命的目标与精神；（三）雇佣军阀以养寇纵敌为长久敲诈军饷之法宝，军役不停，苛税繁重，因而引起人民对于革命之反感与不信任；（四）全力用于毫无结果的军事引动上面，党务以及在民众间的发展完全因而停止；（五）苟安于香港英国政府的炮舰政策之下，不仅不敢发展国民革命的宣传，而且时常要受内外勾结的威胁，如这次商团事件便是明证。

　　这种不幸的政策不仅可使革命完全破产，而且危及于中山先生个人之生命与人格。军阀的工作是拥兵敲钱，右派的工作是争权夺位，而老头子的工作却是打前敌当炮火！军阀是利用革命做买卖，反革命的右派是利用政权做生意，而老头子遂常常的被强迫而成为他们的商品！

　　我们为挽救革命的破产计，为爱惜中山先生个人计，都希望中山先生在受了这次奇耻大辱的教训后不仅要毅然决然与英国帝国主义宣战，而且要毅然决然抛弃以前不幸的错误政策，澄清党内右派反革命的法西斯蒂！

　　（载《向导》第82期　署名：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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