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与国民革命|蔡和森

义和团与国民革命

　　（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

　　中国农民群众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起事，第一是鸦片战争中广东的平英团及各乡团，第二是一九〇〇年蔓延北方各省的义和团。二者都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直接的与间接的）不堪忍受的反射运动，而后者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比较的更为严重更为悲壮。

　　然而义和团运动不仅被他的敌人外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者普通宣传为中国野蛮的排外举动，就是他的连带责任的同胞——甚至于革命党也公然这样的指斥他。他们不是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声明这是少数无知愚民的罪恶，便要把自己的革命说为比较满清或军阀更进一层的尊重对外条约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文明行为！

　　自从外国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的革命已经不是单纯对付某一朝代某一军阀的内政问题，但是对付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野蛮酷烈的侵略问题，而某一朝代某一军阀不过为这问题中之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义和团运动是最足以代表中国革命之客观的需要与性质的；也只有由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义和团的精神与价值。

　　这时候，农人群众迫切的需要是反抗洋人。因为帝国主义武装送来的外国商品、鸦片烟、传教师，不仅使农人手工业者不停的破产与失业，而且使他们不停的吃洋官司，懊洋气，洋教的势力横行乡里，莫可谁何。这时候，自方镇总督以至地方官，自李鸿章袁世凯以至二毛子三毛子，莫不渐渐成为孝顺洋人的机械；独在朝之顽固的王公大臣富有排外思想。于是这些王公大臣遂成为一时的历史的工具，起来利用并领导这种“扶清灭洋”的反帝国主义运动。

　　因此，反动派与开明派之间成为这样一种可耻的对照：前者顽强不屈的去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后者奴颜婢膝宣告不顾北京形势如何，对于外人条约权利保护不怠（这是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联合通知上海领事团的话）去讨好外国帝国主义。袁世凯（山东巡抚）在这时候更以“保护外人剿讨逃匪”树立他以后在外国帝国主义者中的被雇人地位。

　　义和团排外的精神，是中国国民革命精神头一次充分的表现，可是这种本能的幼稚的国民革命运动并不是没有缺点。他的缺点是在方法上面；然而这种缺点是历史限定他的，并且是必然的。在尚未发明铁器的美洲土人和非洲土人，他们或在半开化时代或还停滞于野蛮时代；当欧洲“文明”人携带近代的新式武器与技术来侵略他们的时候，他们怎样去抵抗呢？自然，不仅只能运用已有的腕力石器弓箭等去抵当大炮与机关枪，而且只能运用半开化的或野蛮时代神秘的宗教势力去团结他们并鼓舞他们的勇气；除了这些已有的物质与精神的武器之外，他们一时是无可如何的。义和团亦然，按照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条件，当然只能容许农人拿着刀、枪、矛、锄、张真人、吕洞宾、神兵、天将……去与大炮机关枪以及帝国主义者一切近代的知识技术去决胜负。

　　没有近代的知识与方法，这是义和团的致命伤。所以义和团的失败，乃是经济落后的中国民族之历史的必然的结果。然而这种历史的失败包含着神圣的意义；换过说，被侵掠者抵抗侵掠者的战争乃是神圣的战争；这种战争虽败犹荣。是故义和团虽因没有近代知识与方法而失败，但决不因没有近代知识与方法而减其运动之历史的神圣的价值。

　　义和团失败后十一年，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起。以辛亥革命与义和团运动比较，形式与精神都大不相同：辛亥革命一面完全采取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形式；别面完全抹煞了庚子起义的排外精神。不仅完全抹煞排外的精神，而且于此精神的反面再三向国际帝国主义宣言革命政府将怎样加倍的尊重“友邦”条约及个人权利，怎样革除（满清时代）通商与实业之障碍以待外资之开发，怎样期望跻于所谓文明国家之林，以享文明国家应享之权利与应尽之义务。

　　这种非革命性（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的精神与期望，现在已证明其完全错误与无效。引起这根本错误的原因，大约不外下列三事：第一，没有认清中国革命运动之国际的性质，即没有认清中国的革命为普通一般殖民地之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而非单纯对内的民主革命。第二，不知道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决不会帮助他所欲永远掠夺的殖民地经济落后国之独立自主的民主革命运动。第三，鉴于洪杨革命（太平天国）未与帝国主义列强讲外交之失败。

　　自资本主义发达到帝国主义，显然把地球各部分经济落后的民族圈定于他的隶属地位，而不容其翻身。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与从前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显然不同。从前的资产阶级不自觉的在各方面（主要的是经济与政治方面）都尽了一种革命的作用，他不仅完成了自己的革命，而且要帮助别国同阶级的人完成其革命。现在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则不然，他反而成为全世界一切反革命的中坚，尤其是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他必出死力以维持这些地方封建的半封建的旧制度与旧势力（在印度、在中国、在高丽，都是一样的），因为这样于他是极便利的。所以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闭着眼睛模仿一二世纪前单纯对内的民主革命，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而希望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与他以帮助更是莫明其妙的昏谬。这种昏谬在洪杨革命中是没有的（洪杨李秀成等皆耻求助于外人——侵掠者）这正是洪杨革命的卓越。不然，岂有真正独立自主的民族革命能与外国帝国主义讲外交而成功？

　　然而这些昏谬的趋向，在辛亥革命以及在现在国民党的右翼中还是很严重的。他们或是卵翼于外国帝国主义之下的革命代表，或是久居租界受惯外人之保护的元老，他们不仅不赞成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而且攻击如此主张之左派诸人为破坏国民党，嚷为什么“开罪友邦”！

　　所以辛亥革命，表面上似乎比义和团运动进步一些，因为形式上和精神上都似近代资产阶级化；然而实际上，这次革命是完全失败了，他的意义远不如义和团之重大。义和团是因为没有近代化而失败，辛亥革命却反因为效颦近代资产阶级化而失败。这是怎样说呢？因为革命党不知按照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性质和人民群众反帝国主义的忠实需要去把革命弄实在，他们只知拘守从前欧美资产阶级改革内政的目的，一天一天的把革命弄虚空。因此，他们只知以军事行动，建立政府，求援“友邦”为惯用方法，而不知道这些方法都是离开群众的需要而得不到结果的。不仅得不到结果，而且要使革命濒于危险与破产。群众对于军事行动与革命政府之不满意，对于抽象的主义宣传之厌听，一切实际的政治宣传与群众组织工作之不能施行，甚至于有时宣布禁止排外……，这些都是危机的兆朕。

　　然则可知陈旧的方法和资产阶级的精神是于中国革命无益，而且可以杀死中国革命的。要挽救这危机只有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合而受其感化之一法。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革命弄实在，才能与国际帝国主义及其爪牙——中国军阀作战。由资本帝国主义剥夺了生存方法的中国农民群众，本来是国际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这样同盟的结果是要使义和团的遗烈先被于东方的。

　　最后我要在义和团与国民党之间说几句话，以做这篇文字的结论：

　　国民党自今年第一次大会改组以来，他已具有一个顶好的明确的政纲；假设当时义和团具有一个这样反帝国主义的政纲，义和团是可以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至于成功。反之，现在具有这好的政纲之国民党，若加以义和团排斥外国帝国主义的真精神，国民党更是可以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至于成功的。义和团是中国国民革命史上悲壮淋漓可歌可泣的遗产——排外精神，我们希望国民党双肩承受这种伟大的遗产！

　　（载《向导》第81期　署名：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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