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陈独秀

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民国十五年，几乎年年有战争，大家厌恶战争，希望和平，这是当然的事。可是战争决不是仅仅由厌恶而可去的，和平也决不是仅仅由希望而可来的；必须经过几次有主义有社会目的之战争，来去掉那无主义无社会目的之战争的源泉，然后战争可止而和平可期，否则终于混战而已。

　　现在的战争，是不是有主义有社会目的之战争呢？我们可以坚决地肯定它是有主义有社会目的之战争。自从吴佩孚出兵讨赤护宪到国民政府北伐，这八个月以来的战争，不但国民政府、国民军方面有主义有社会目的，就是奉、直军方面在客观上也有他们的主义他们的社会目的，和以前个人的一党一系的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确是不同。

　　这八个月以来的战争，在表面上固然也可以说是赤与反赤之战争，但更科学些即更实际些观察起来，乃是中国半封建势力与民主势力之战争。不但两方直接战争者其性质如此，即关系两方之社会势力，亦显然分成两大营寨如下表：

　　这两派的营寨旗帜都很鲜明，其争斗亦日趋剧烈，很少有中立之余地；只有研究系一派人，还常常装出中立的态度，最近他们的张君劢，于吴淞政治大学开学日演说：“目下时局，不论谁胜谁败，吾人殊无过问之必要。”其实，他们一向站在清室、袁世凯、段祺瑞、曹吴那边，拼命和民主派作对，吴佩孚、齐燮元之盛时，他们却大过问而特过问，张君劢曾亲身出力拥护曹宪，丁文江也做了孙家的官，他们的大将蒋方震，从去年为吴、孙奔走，一直到现在不曾停蹄。他们的机关报说：“吴之力不足自救，东南以力分又不足以剪灭当前之大敌，虽有强援焉，而不可以为吾用……若其不幸而有所挫败……”（见九月二十日《时事新报》时论）曰“吾”曰“不幸”，这分明是站在吴、孙那边说话。他们的机关报又说：“我并不相信，什么国民革命，而且我更不能承认国民革命可以完成。”（见九月二十一日《时事新报》时论，这篇论文起首却说：“现在国民革命正举行之时，我们若是发国民革命没有成功的可能的话，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的唆使，亦是反革命者的鬼蜮。”这几句自相矛盾的话，分明是痛骂他们自己。）

　　国民革命包含着民族革命民主革命两个意义，也就是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这两个意义。他们既不相信有什么国民革命，更不能承认国民革命可以完成，那么他们主张怎样呢？难道他们主张向前社会革命，当然不会，当然他们是主张向后仍旧由帝国主义扶助中国的半封建势力统治中国。因此，我们把研究系也列在半封建派之内，总不至于不符事实罢！

　　现在分明是半封建和民主这两派势力的战争，所以能够肯定它是有主义有社会目的之战争，而不是无主义的个人的或一党一系的目的之战争。因为此次战争若仍旧是奉、直军阀的胜利，不用说中国仍旧脱不了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之统治；胜利若归诸国民政府、国民军，至少我们能够渐渐走上对外民族独立对内建设民主政治的道路，再至少我们总可以大大地发展走上这条道路的运动。一切半封建势力，都是中国民族走上这条道路的障碍物，这些障碍物不搬开，中国永世不会有进步，所以我们坚决地毫不游移地现在要为这个目的而争斗，即一切民主派为实现民主政治对于半封建势力之争斗；这个争斗也就是此次八个月以来国民军、国民政府对奉、直战争之社会目的。

　　这个争斗在中国是一定需要的，本来不成问题，虽研究系的人也不是有意造谣。最近研究系的机关报（九月二十一日《时事新报》时论）说国民革命成功必然发生两个问题：（一）信仰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党，将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二）赤俄必定帮助列宁党战胜国民党左派，将中国设为他的赤塔共和国来主持中国的一切事业。研究系这班人，一向是替帝国主义军阀信口造谣来攻击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现在眼见吴佩孚被北伐军打败，气昏了，更要失神的无端狂吠了！列宁党应该信奉列宁主义，主张彻底的民族自治，反对强大民族压制弱小民族，本是列宁主义要素之一，中国共产党若希图中国归苏俄统治，这简直是卖国党，而不是什么列宁党了。至于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他们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最懂得历史各时代之革命的理论与政策的：他们懂得中国的历史和经济状况，现在还是国民革命时代，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时代，现在不但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即无产阶级亦需要民主政治，或者比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更为迫切；因此，我们敢说：在国民革命的争斗中，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有向左超过民主主义的倾向的，或者有时比国民党左派分子一时浪漫的说话还右一点也难说。我们还敢说：即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不过那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已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已经是民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他的发展影响到全民族的经济生活，和研究系这类人所要的资本主义——“不要民族革命，不要民主革命，不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只由半封建势力下之军阀官僚买办，结托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道威斯式的资本主义”——相差甚大。

　　在后一问题，前表所列民主派的各社会成分，民主化的程度虽不齐一，而根本上都是站在民主的战线上和半封建势力争斗的。我们为稳固充实民主战线起见，不得不向正站在民主主义旗下和军阀血战的国民政府与国民军，要求他们更高度的民主主义化：第一，他们应该在思想上抛弃仁爱、爱民、保民、救民这类论调；仁爱、爱民、保民、救民，这都是封建时代圣君贤相的所谓仁政，真正民主主义者，应该走到人民中去，引导人民自己奋斗，不应该高居人民之上、来爱他们保他们救他们！第二，他们应该在行动上抛弃封建时代军事专政的万恶制度，他们政权所及之地，务须使该地方政治尽可能的民主化；而且在事实上，贪官污吏是中国政治之致命伤，只有政治民主化可望救济，军事专政正是贪官污吏藏身之所。第三，他们政权所及之地，应该和农民合作，惩治贪官污吏、劣绅、地主、土豪，而不应放任贪官污吏及驻军勾结劣绅、地主、土豪蹂躏农民；因为农民是国民革命中主要的广大民众，劣绅、地主、土豪乃是半封建势力之真实基础。只有他们自身这样更高度的民主化，才能肃清民主派内部的封建余毒，才能稳固充实民主的战线，才能保证民主派的胜利。

　　研究系这班人，在表面上或不敢公然反对民主政治，实际是反对的。他们否认国民革命可以成功，否认国民会议可以召集，否认商会、农会、工会、教育会、学生会可以代表人民，一切都否认干净了，不看见他们于这些消极的否认之外，有什么积极的主张。他们积极的主张，不用说就是照旧由半封建的军阀统治中国，更好是由有两次战功、八省地盘的直系统治中国，最好是袁世凯复活来统治中国，好用他们来组织所谓“第一流内阁”。我们现在为打倒半封建势力而争斗，为实现民主政治而争斗，不但要用枪炮和半封建的军阀争斗，还要用笔舌和反民主主义的研究系这类政客争斗！

　　署名：独秀

　　《向导》周报第一七二期

　　 1926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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