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张人杰、符琇、黄世见、冥飞|陈独秀

答张人杰、符琇、黄世见、冥飞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三日）

　　张人杰、符琇、黄世见、冥飞诸先生：

　　诸先生对于鄙人前作《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有所辩难，以抱病久未奉答，歉仄之至。诸先生意见大致略同，所以现在一并奉答；病后体弱，恕不能详。在答复诸先生示教之先，谨将鄙人前文要旨略重述一下。第一个要旨是警告国民政府统治以外的民众，第二个要旨是警告国民政府的当局。警告民众的是：不可专门依赖国民政府北伐得到解放，各地民众应该自己努力做推倒军阀统治的运动，至少也要摇动当地军阀的统治地位；各地民众若不自起奋斗，专门坐待北伐军之到来，便是极大的错误。警告国民政府的又有二义：一是不可把北伐看得太神圣了，因为他是神圣事业，遂不惜牺牲民众利益，民众若自愿为北伐而牺牲利益，那是可以的，若政府当局拿神圣北伐的大帽子来压住民众，硬要牺牲他们利益，这便大大地失了北伐之真实的意义了（至于北伐名义不妥当如本报读者于枫冷先生所云，还不是重要问题）；二是不可主观地把此次北伐看得太夸张太奢望了，现时民众的组织势力上，在国民党指挥政治、军事之党的权威上，在国民政府所属军事的内容及实力上，这些客观的状况看起来，此次北伐始终只能是防御战争，是防御反赤的北方军阀势力希图消灭南方革命势力的战争，真正完成国民革命的革命战争，还要待今后有充分准备的，第二次北伐、第三或第四次北伐，不看清客观上的实际情形，专凭主观妄自夸大，或希望速成侥幸图功，这决不是意志坚强的革命党人所应取的态度，而且会愤事。这些实际情形，这些革命北伐的意义，在革命的责任上，我们不得不公开地普遍地告诉全国民众及一切革命派的同志，免致误入迷途，决非对于一二人“函电相绳”可以济事的（像诸先生都不了解，竟来函辩难，恐怕除诸先生之外，不甚了解的还有多人，即此更足证明非公开地普遍地讨论不可了），更不是什么“翘此以为报章快心之谈”，因为民众的力量还未充实，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本身又还有许多缺点，使国民革命一时不能急切成功，正是我们痛心的事，不应该是我们快心的事！

　　你们说：“出师北伐，廓清军阀，虽非国民革命之全部工作，实为国民革命之唯一先著也，凡在革命旗帜之下，同抱打倒帝国主义目的者，对此惟一先著，应无异议，足下更何忍加以攻击乎。”我前文曾说过：“北伐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在此等军事行动之先，应该以充分的民众宣传与组织为先著，现在你们仍旧以出师北伐为国民革命之唯一先著，你们这种军事行动万能的老观念仍然丝毫未改，怎不令人失望！军阀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抱打倒帝国主义目的者，当然主张要打倒军阀；但我们对于出师北伐是否国民革命之唯一先著，对于怎样出师北伐，和你们都有不同的意见，你们一闻不同的意见便以为是攻击，你们这不受善言的老脾气也仍然丝毫未改，更是令人失望！

　　你们说：“北伐军之性质程度及平日之训练，当为足下所素知，尊著乃对于北伐军出师，糊涂闪烁加以投机权位之恶名，使民众而尽闻足下之言，且以足下之言为可信，其影响所及，足下曾一计之乎？”你们当知：现在所有的北伐军之性质程度及训练，是不是同等的，是否含有投机权位分子，即训练最好之党军现在是怎样，你们倘不要求我详细指陈，我姑且不必多说。你们又当知：民众只认识事实，当看北伐军的实施政策为向背，任何人空口说好话都是无用的；并且我们固然应该引导民众赞助北伐军，然而一概蒙蔽民众欺骗民众，每个革命党人都不应如此。

　　你们说：“至于因北伐而筹款，为此间不得已之办法，足下固诏此次出师为防御之战者，则寇盗在门，岂容偃息，塞井夷灶，尚非苛政。政府以不忍人之心，筹不得已之款，兢兢业业，未尝稍弛，足下如能来此一游，必知真相。乃据远道传闻，遽施攻击，且施攻击于北伐中与贼相持之时，实此间同志所惶惑不解者。”既然出兵，自必要筹款；然不筹之于殷富，不筹之于官吏中饱，而摊派公债预征钱粮及于小商贫农，且有恢复赌捐之议，好一个不得已之办法，这都是远道传闻吗？并且你们自己公然说：“因增筹战费而及于平民是事实上的要求。”又说：“广东农民困苦，负担太重，这是革命过程中不能避免的事实。”既然是事实，又何以说是远道传闻呢？总之，你们的责任是在力求与贼不同，并不是于北伐中与贼相持之时力拒任何忠告！

　　你们说：“尊著中对于国民政府的政治实力及国民革命军革命一概加以否认，且因此否认此次出师之为革命，尤近于臆断。”在一般意义上，不但现在的国民政府和现在的出师北伐是革命的，就是以前杨、刘讨伐沈鸿英，讨伐商团，在客观上都是革命的；有许多人以为此次北伐的内容虽然有些缺点，而北伐军所占的地方，总比吴佩孚要好些，这个事实，除了帝国主义及军阀，无人能够否认。然而我们以为这样观察批评国民政府及其北伐军，与其说是恭维，不如说是轻蔑；因为凡是尊重国民政府的人，应该要求他有高度的革命性。事实是怎样呢？中山先生拥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此革命政策，都几乎推翻了，现时还在推翻的运动中，北伐总司令部成立后，国民政府几乎是无形取消了，北伐期中限制人民自由的什么条例几乎颁布出来了，什么“因增筹战费而及于平民是事实上的要求”，什么“农民困苦负担太重这是革命过程中不能避免的事实”，竟成了政府党人口中革命的理论，这样来革命，其结果怎样呢？

　　你们不相信“一种军事行动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军全部意义”，又不相信“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这两层上文已经答过，兹不重赘。

　　我说：“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这是泛论北伐这一名词之本身的定义。我又说：“再论到北伐军本身，必须他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这是特论北伐军这一行动必须合乎北伐的定义。这并无所谓冲突处，难道这样浅显的文义你们都看不懂吗？

　　你们又不相信“近来国民政府对农民态度已经使农民怀疑”之说，广东之五华、中山、花县，广西之东兰、平南、怀集等处农民，被驻军县官蹂躏的事，你们不知道吗？中央党部中，国民政府中，都有人大喊农民协会是土匪，你们听不见吗？这样怎令农民不怀疑！

　　你们要问北伐时期成熟的标准吗？在内须有坚固的民众基础，在外须有和敌人对抗的实力，民众的暴动已经非有充分的准备不可，何况国民政府的北伐是有一定领土的政府正式出兵？

　　你们以为我说讨伐军阀还不是直接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这是我没有把帝国主义与军阀关系弄清楚；我们知识浅陋，一向不曾把军阀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弄清楚，只知道国民党右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还不懂得军阀也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承教至为感谢！

　　你们既然承认北伐将领有打避疫针的必要，却又提议用别种方法。用别种什么方法呢？或者是讳疾忌医，不肯打针，还是去烧香打醮罢！

　　你们不以我说“必须北伐与民众利益双方兼顾”的话为然，而主张“革命政府下的人民应该尽一点义务”、“因增筹战费而及于平民是事实上的要求”，既然如此，便不必责我“乃据远道传闻”了！

　　你们断定在军阀统治下的民众不能起来造成革命的势力，又感觉得“稍一动作即遭通缉捕杀的祸患”，如此诚然是危险呀，大家坐等着候北伐军打来罢！

　　你们对于我这个答复，如果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尚望再赐教言，我们是不拒绝异议的。

　　独秀　九月十三日

　　《向导》周报第一七一期
　　 1926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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