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自传(82)

八二

　　不过我早已抛掉灵魂不灭的信念——甚至对这个说法本身，已经丝毫不感兴趣了。我如今能说出我活着的时候不能说出的话——能说出那些使人听了震惊的事，也是我活着的时候所不能说的事，因为在那时候我自己便会感受到那种震惊，因此就必然会让自己免受这样的痛苦。当我们相信灵魂不灭的时候，我们总是有个什么理由的，倒并非有什么真凭实据，或者以貌似有理的事作为根据，因为这些我们都没有。我们所以愿意相信这种梦幻，原因还在于——由于我们所不懂得的某种缘故，我们总是希望灵魂不灭。不过我倒并没有这种希望。我经历过了今生，这就够了；至于来生，那是另一次的实验了。还不是跟这一回一模一样，换汤不换药。我对之不存多大希望。要是我能幸免参加这另一次试验，那就谢天谢地。毁灭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因为在我出生以前我早就试验过了——一亿年前——而且在今生的一个钟点里，我所遭到的痛苦，要比一亿年中的痛苦加起来还要厉害。世界上另有一种太平、一种宁静、一种无忧无虑、无愁、无烦恼、无困惑，一种对一亿年才有的节日的欣喜与满足之情。对此，我无限地向往和渴望，希望机会一到，便能再享受一次。

　　可以理解的是，当我从坟墓中向世人说话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个灵魂在说话；一切是虚无，一切是空虚，一切是浑浑噩噩；既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什么意识，更不知道正在说些什么；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在说话。因此便可以老老实实随随便便地讲讲，因为无法知道是在引起什么痛苦、不安或者冒犯。

　　我一无拘束地谈到韦伯斯特，因为我预期我将来的编辑们会有充分的判断力与充分的慈悲心肠，把本书早一些版本中的所有那些章节一律不予发表，在以后的一个个版本中都不予发表，一直到可能因此而感到痛苦的人全部在坟墓中安息的那一天。不过在这以后，还是要印出来的。这便是我的愿望。到那时候，日子已经离得那么远了，再也不会对人造成什么伤害了。

　　【第四十九章】

　　在美国历史上，只有一个军官拥有一个最高的、庄严的、只是一个词的称号：“将军”。也可能有两个军官。我记不得了。从美国革命到我们的内战这段漫长的岁月中，还没有过这样的称号。这是性质特殊的职称。它不属于我们军衔的范围。这只是根据国会通过的法案，根据法案中特别提到的名字才授予的，是不能继承的，不能由提升而取得的。

　　这个称号授予了格兰特将军。但是他放弃了这个称号，成了总统。他如今生命垂危，全国人民同声哀悼——只要他肯表达他的希望，人们什么都乐于给他，以表达全国人民对他的感谢。他的朋友们知道，他心底深处的希望是作为将军死去。在阿瑟先生任期的最后一天^①，在国会开会的最后一天，在快结束的时候，提出了授予这个称号的法案。时间很紧迫。派人匆匆赶往白宫。阿瑟先生匆匆赶到国会大厦。但见一片激奋与紧张的气氛。这些热心的事毕竟搞得太迟了。在法案投票声中，国会的任期满了。不，已经满了——幸亏有个细心人把时钟倒拨了半个钟点，法案通过了！阿瑟先生马上签署，终于派上了用场。这个消息马上用电报通知了格兰特将军。这份电报交到他手里的时候，我和其他几个人在场。每一张脸上都露出了兴奋与激动——除了一个人，那就是格兰特将军自己。他看了那份电报，但是在他铁一般的面容上毫无一点表情。他感情激动的深度，要比所有在场的人加起来还要深。但是他能控制，没有表现出来。

　　①阿瑟先生：指切斯特·艾伦·阿瑟（1830-1886），美国第二十一任总统（1881-1885）。

　　在比较次要的一次值得纪念的场合，我曾见到格兰特将军掩饰其激动情绪的能耐有多高。那是在一八七九年，在芝加哥，他环球旅行胜利归来，由芝加哥各界人士以及他指挥过的第一军——田纳西军——欢宴三天。在一座剧院的舞台上，我的座位很靠近他，剧院里挤满了这个军活着的英雄们以及他们的夫人。当格兰特将军在内战中的一些显赫的将军们陪同下走到前面来就坐的时候，全场起立，欢呼声震耳欲聋，持续达两三分钟之久。台上的战士没有一个不是深为感动的，只除了一个，就是那个被欢迎的人——格兰特。他脸上的表情毫无变化。

　　然后颂辞开始。谢尔曼在场，谢里登在场，谢菲尔德·洛根以及半打军界著名人物在场。演说家总是把种种光荣像尼加拉瓜瀑布一样倾泻在格兰特身上。他们总是走过来，站在他身边，近距离地把荣誉的尼加拉瓜瀑布从上而下地往他身上倒。但是他仍然无动于衷，仿佛一尊铜像。每一个演说者总是逐个从格兰特谈到谢尔曼，然后谈到谢里登以及其他一些人，把一桶桶炽热的颂扬之词往他们身上倒。在这种场合，仿佛总是演讲人把一团团火往别人身上倒，而牺牲者总是在烈焰中辗转挣扎。通过小望远镜，在三英哩路外，还可以望得见谁是牺牲者。在烈焰般的一片颂扬声中，没有一个人能坐得住，只除了一个人，那就是格兰特。每十五分钟，就有尼加拉瓜瀑布一般的颂辞往他身上倒，如是者达两个半小时。可是一直到这场考验完了，他还是保持着刚开始就坐时的姿势。手、脚、头或是身上其他任何部分，从未移动过。亲眼看到一个人在这么长时间里坐着一动也不动，心里什么都不想，也没有什么能打动他，没有什么能激动他，这真是令人非常惊奇的事。一个人在这样可怕的迫害之下，能两个半钟点坐着不动，这真是了不起。要不是我亲眼看到，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的。

　　校样或修改稿送给格兰特将军的时候，也送了一份给我。这是格兰特知道的。我有的时候偶尔翻翻校样，不过没有看具体内容。后来他家属中有一个人对我说，将军因为我从没有对回忆录的文笔表示过意见而颇为不安与失望，还说，只要我说一句鼓励的话，便会对他大有帮助。我大为诧异，就像哥伦布的厨师得知哥伦布要他讲讲该怎样航行因而大为诧异一样。我从来没有想到，格兰特将军做的事，别人的帮助与鼓励还能起什么作用。他是个非常谦逊的人，这便是又一个例子。他在试着干新的行当，正行驶在陌生的海上，需要听到鼓励的话，如同每一个凡人一样。他居然想听听我的意见，希望能听到我的意见，这对我是莫大的敬重。我一有机会便把谈话巧妙地引到这个方面，既把意见提出来，又不显出扯住耳朵往里灌的样子。

　　有一回我偶然把回忆录跟西泽^①的《高卢战记》作了个比较，从而使自己有条件作些判断。我恳切地说，两本书都有很大的特点——明晰、直率、朴素，没有装腔作势，诚实，对朋友、对敌人都很公正，具有战士的直率、坦白和朴质无华。我认为两本书的水平之高不相上下，我至今还是这个意见。我后来获悉，格兰特将军对我这个判断很高兴。这表明他正如其人，一个具有人性的人，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对赞扬的话总是很看重的，即使说的人是否有资格这么说还值得研究。

　　①西泽：（公元前101-公元前44），罗马帝国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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