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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我每次想到苏茜，便想到马乔里·弗莱明。只有一个马乔里·弗莱明，不可能有另一个。我想到苏茜时便想到马乔里，主要是因为约翰·布朗医生，这个高尚而美丽的心灵——使得了不起的马乔里不致默默无闻的人——是苏茜婴儿时的好朋友——这个宠爱她，甘愿做她奴隶的人。 在一八七三年，苏茜十四个月，我们从伦敦到了爱丁堡。我是在经历了一次完全新的生活以后——有六个星期，每天的中饭、午茶和晚饭都不在家吃——逃到那里去休息一下、躲避一下的。我们没有带什么介绍信，我们躲到了乔治大街的维奇这一家庭旅馆里，打算自己一家人舒舒服服地过一个季节。不过，幸亏运气好，这样的计划没有实现。克列门斯夫人很快便需要请医生，我就到拉特兰大街二十三号，去看看《拉布和他的朋友们》的作者是否还在行医。他在。他来了，从这以后六周中间，我们天天在一起，或是在他家里，或是在我们的旅馆里。 他的脸招人喜欢——是我所见到过的长得很美的脸。安详、文静、亲切——与世无争的一个圣徒的脸，那温和的微笑流露出内心充满着爱的光芒。约翰医生是苏格兰人人喜爱的人。据我看，由北往南，他的名声传遍各个地方。我这样看，是因为几年以后，当病魔迫使约翰医生中止行医的时候，出版商道格拉斯先生对一些朋友们曾决心募集几千块钱的款子，用来帮助他本人以及他的老处女妹妹。这笔款子不只是很快便募集到了，而且在此以南一百英哩外的朋友们还没有来得及捐助，募款簿很快便写满了。没有公开募集过。没有在印刷品上提过这件事。道格拉斯先生和其他一些朋友们只是通过私人信件募捐。从伦敦以及各处都寄来了抱怨的话，责怪没有给他们一个捐献的机会。这种抱怨在这世界上是新鲜事——非常稀罕——因而我认为值得提一提。 约翰医生非常喜欢动物，特别喜欢狗。凡是读过《拉布和他的朋友们》这部凄怆动人的杰作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他死后，他的儿子乔克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回忆录，在朋友中非正式散发。其中提到了约翰医生和动物的关系的一个小插曲。提供这个小插曲的是爱丁堡的一位太太。她十二岁的时候，约翰医生经常叫她顺路搭他的车到学校去，或者从学校回家。她说，有一天，他们正在平静地谈话，他突然说了一半就停下来，急忙把头伸出车窗——然后显出失望的神色，坐到原来的位子上。姑娘问：“是谁？是你的什么熟人？”他说，“不，一条我不认识的狗。” 他给苏茜起了两个名字——“小维菲”和“米加罗比斯”。给她起这个难懂的希腊名字，是因为她长了那大大的、黑黑的眼睛。苏茜和医生老是一起玩耍。他每天放下架子，装做“熊”，跟这孩子玩耍。我记不得他们俩谁是熊，不过我认为，苏茜是熊。客厅的角落里有一张沙发，后边有一扇门通苏茜的住处。她老是躺在沙发后边等着医生——不是躺着等，而是站着等，因为她站直的时候，你只能瞥见一点点她黄黄的头顶。按照游戏的规矩，她是看不见的，因此这一瞥不算数。据我看，她一定是只熊，因为我记得她有两三回从沙发后面跳出来，把医生吓得一大跳，尽管他明明知道这只“熊”在那里，正在走过来。 谁要是说约翰医生愿意讲一个怪诞、好玩的趣闻，那是谁也难以相信的。这样的事不合他那文雅、安详的脾性——不过这没有什么。我曾经试图教给他一个趣闻。他花了两三天工夫，尽力想把趣闻讲好——可是老不成功。这是最动人的一次表演。爱丁堡所有他所熟悉的人或是狗，要是闯进门来，看到约翰医生这么想方设法把这段趣闻讲好，准会吓呆的。这是一个我在宣讲台上讲过上百次的趣闻事，这也是我老是喜欢讲的一个，因为它使听众非常激动。讲的是一个口吃的人在讲述自己怎样治好这个病——遇到自己由于口吃，哪一个字讲不完全的时候，便把口哨塞进嘴里去，这样来把病完全治好。因此，他讲述的全部内容是口吃和吹口哨这两者好笑的混合——只要演讲人引导适当，听众便会禁不住发出笑声。约翰医生机械地学着把这段趣事的细微末节讲清楚，可就是学不会怎样把这些细节说得有声有色。他为人异乎寻常地严肃认真，因此，当他讲到末了快推向高潮的警句时——不过我必须把这句话引在这里，不然读者看不懂。句子是这样的： “医生告诉我说，遇到口（口哨）口（口哨）口（口哨）吃，便得吹口哨，我照这么做了，结果完全治（口哨）治（口哨）治（口哨）好了。” 医生掌握不了这个警句，他老是严重口吃，就一路吹口哨，一路口吃地讲，结果是说得像个法官对一个犯人宣判死刑那么严肃。 他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这还包括他那年老的妹妹。她是跟他一样的那种人。有六个星期，我们陪着他坐着车子出去一家家行医。他总是带一篮子葡萄，我们带书。我们第一次访问病家时所决定的规划，我们一直坚持了下来——那就是他在第一家下车时说的话：“我下去看看，设法把人口缩减些。你们玩你们的。” 【第三十九章】 苏茜从小生就了热情的性格。在她学会控制自己以前，这样的性格不免勾起了很多次的后悔，为此流了不少眼泪。不过，在这以后，流的是健康的泪了，她的品性也因此而更坚强了，更健康了。这使她变得既端庄又善良。不仅使得她不至于光为了爱虚荣而装得和气，而且能使得她压根儿不爱做作。回顾这早已逝去的岁月，我不免要无限深情地提到，在她短短的一生中，那些在我们看来为她的一生增辉的好事。至于极少数叫人生气的事，便不想多谈，不想多所责怪，那是很自然的，也是可以谅解的。 在一八八〇年夏天，苏茜刚八岁，全家在夸里农庄。那是在一个高山顶上，离纽约的埃尔迈拉三英哩路。当时我们每年夏天，总是到那里去度夏。割草时节近了，苏茜和克拉拉正一天一天算着日子，因为对她们来说，那可是件大事啊。已经答应过她们，说她们可以爬上车，坐在干草堆的尖尖上，从地里转回家。按她们的年龄来说，这是她们最开心的事了。这样有点儿危险的优待，可是过去从没有准许过的啊。他们那种兴奋劲儿，简直是说不完的。他们不讲则已，一张嘴便讲这个划时代的惊险事儿。不过在这意义重大的一天，恰恰在早上，苏茜遭到了不幸。她突然发脾气，要克拉拉改正错误，动用了手中一把铲子，或许是一根棍子，或是别的什么东西。总之，这惹人生气的事，显然超出了育儿室内所允许的限度。苏茜依照家里的规矩，走到妈妈跟前去认错，并且和妈妈一起商量该受什么样的责罚。不言而喻，惩罚只有一个合理的目的与作用——那就是提醒犯了错误的人不要再犯——孩子们也会知道该怎样选定能记住的、有效的惩罚办法。苏茜和她妈妈讨论了几种惩罚办法，不过仿佛没有一样是合适的，这次错误太严重了，需得在记忆中树起一个危险信号，不致轻易给吹熄或者烧掉，而能固定地树在那里，永远起个警戒作用。被提到的惩罚办法之一，是剥夺坐干草堆的机会。很明显，这下子刺得苏茜不轻。她妈妈最后归纳一下，提了各种惩罚的办法，问道：“苏茜，你看该是哪一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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