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9_卡拉马佐夫兄弟_陀思妥耶夫斯基

二六九

　　律师向证人拉基金发问的时候也弄得十分巧妙。我这里要说明，拉基金是最重要的证人之一，无疑是极为检察官所倚重的。原来他什么全知道，知道的事出奇地多，他到所有的人那里去过，看见过一切，同一切人说过话，清楚地知道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和卡拉马佐夫一家人的履历。诚然，关于装着三千卢布那只信封的事，他也只是从米卡口里听说过。但是他详细描述了米卡在“京都”酒店里所干的好事，所有不利于后者的言语和举动，还讲了斯涅吉辽夫上尉被唤作“树皮擦子”的那段故事。但是关于那特殊的一点，——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在地产账目上，是不是还欠米卡钱，——甚至连拉基金也说不出什么来，只能用一些泛泛的轻蔑之词搪塞过去：“以卡拉马佐夫一家那种谁也说不清弄不明的一团糟状态，谁还能辨得清楚他俩究竟谁对谁不对，谁欠谁呢？”他把目前正在审理的这桩罪案的全部悲剧，说成是农奴制的旧习俗，和俄国因缺乏适当的体制而陷于无秩序状态的产物。一句话，他被容许发表了一点意见。拉基金先生在这讼案上初露头角，被人家所注意。检察官知道证人正在为杂志写一篇关于现代犯罪问题的论文，他在我们下文可以读到的演词中，就曾引用了这评论文中的某些意见，因此可以证明他是看过这评论文的。证人口中所描绘出来的这幅图画显得阴暗而且险恶，这有力地加强了“公诉”的分量。总的说来，拉基金这番话由于它见解的独立不羁和罕见的深远高尚，使旁听者都为之倾倒。甚至还听到了两三次突然爆发的掌声，这正是在当他讲到农奴制，讲到俄国正陷于无秩序状况的时候。但拉基金到底还年轻，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立刻被律师巧妙地利用上了。他在回答关于格鲁申卡的某些问题的时候，由于被他无疑自己也意识到了的成功，以及他心中一时激起的那种高尚无比的心情所陶醉，竟冒失地用有几分轻蔑的语调，把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说成是“商人萨姆索诺夫所豢养的情妇”。他事后情愿付出极高的代价来赎回这句话，因为费丘科维奇立刻在这句话上抓住了他。这是因为拉基金完全料不到律师会在这样短短的时间内把案件弄得这样熟悉，竟会知道这样隐秘的细节。

　　“请问一下，”轮到律师提问的时候，他带着极为客气甚至恭敬的微笑开始说，“您自然就是那位拉基金先生，写过一本曾由教区当局发表的小册子，叫做《已故长老佐西马的隐修生活》，里面充满深刻的宗教思想，书上还有呈献给主教的虔诚而出色的题词，我新近曾经愉快地读了一遍。”

　　“我写这个东西，并不想发表，……以后他们给印了出来，”拉基金嗫嚅地说，似乎突然不知为什么有点慌乱甚至羞愧起来。

　　“哦，写得好极了！以您这样的思想家，大概而且甚至必定对于一切的社会现象抱着十分宽大的态度。您那本有益的小册子，由于主教的赞助，得以畅行，而且产生了相当的好影响。……但是我现在主要想好奇地问您一声：您刚才声明，您和斯维特洛娃小姐是相当熟识的，是不是？”（Nota bene①：格鲁申卡的姓原来是“斯维特洛娃”，这我是直到这一天在审案的过程中才初次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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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拉丁文：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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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对我的一切交往负责。……我还是个青年人，……而且谁还能对一切他所交往的人负责呢？”拉基金的脸涨得通红。

　　“我明白，我很明白！”费丘科维奇说，好象自己也感到惭愧，连忙道歉似的，“您也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对于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妇女相结识感到极为有趣，而且这妇女也乐于接待本城的优秀青年，但是……我只想探问一下：我听说斯维特洛娃在两月以前极想和最小的卡拉马佐夫·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相识，叫您就在他当时还穿着修道服的时候把他带到她家里去，她答应只要您把他带到，就给您二十五个卢布。后来知道，这件事正好就在构成本案的那件惨剧发生的那天晚上实现了。您把阿历克赛·卡拉马佐夫领到了斯维特洛娃小姐的家里，是不是当时就从斯维特洛娃手里领到了这二十五个卢布的奖赏，我想要向您打听的就是这件事。”

　　“这是开玩笑。……我看不出，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引起您的注意来。我收下这钱只是为了开开玩笑，……准备以后再归还……”

　　“这么说，你确是收下了。但是您至今还没有归还呀，……或者已经交还了么？”

　　“这太无聊了，……”拉基金嘟囔说，“我不能回答这类问题。……我自然要归还的。”

　　首席法官开始干涉，然而律师宣称，他对拉基金先生的询问已经结束。拉基金先生离场的时候，多少有点被抹黑了。他那番高尚无比的话所博得的印象到底被摧毁了，费丘科维奇目送着他下去，似乎在指着他对观众说：“瞧吧，你们这些正直的控诉者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我记得，这一次米卡也还是免不了引起了一段插曲：他被拉基金形容格鲁申卡时所用的口气气疯了，突然从座位上大喊了一声：“伯纳德！”当问完拉基金以后，首席法官问被告有没有话要说的时候，米卡响亮地喊道：

　　“他在我被控犯罪以后还向我借过钱哩！他是个卑鄙的伯纳德和名利熏心的家伙，不信上帝，哄骗主教！”

　　米卡自然又因为说话鲁莽，受了一番训诫，但是拉基金先生却到底是彻底完蛋了。斯涅吉辽夫上尉的作证也不大顺当，但完全是由于另一个原因。他出场时浑身褴褛，穿着肮脏的衣裳，肮脏的皮靴；尽管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还事先经过“专门检查”，还是突然发现，他完全喝醉了。关于米卡对他的侮辱的问题，他忽然拒绝回答。

　　“不必提它了。伊留莎不许。上帝会补偿我的。”

　　“谁不许您说？您指的是哪一个人？”

　　“伊留莎，我的小儿子，他坐在大石头上时说过：‘爸爸，爸爸，他多么作践你呀！’现在快要死了。……”

　　上尉忽然号啕痛哭起来，一下扑倒在首席法官的脚下。在观众的笑声之下，连忙把他带下去了。检察官事先指望的效果完全没有实现。

　　律师却继续利用一切手段。他对于案情之熟悉使大家越来越感到惊奇。例如，特里丰·鲍里索维奇的供词本可以引起极强烈的印象，自然对于米卡来说是极为不利的。他几乎扳着指头计算出，米卡在发生惨剧的前一月第一次来到莫克洛叶的时候，所花的钱不会在三千以下，或者“只是稍为少一些。单单在那些茨冈女人身上就花了不知多少！赏给我们那些身上长虱子的农民并不是每人‘随手扔给半卢布’，起码是二十五卢布一张的钞票，再少是不会给的。何况当时还公然从他手里偷去多少钱啊！那些偷的人，是不会留下收据的。既然是他自己随随便便地抛掷，哪里还能抓住贼呢！我们的乡下人全是强盗，谁也不讲良心的。至于姑娘们，落到我们那些乡下姑娘们手里的又有多少啊！我们那儿的那些人竟从此发了财，一点都不假，可原来都够穷的。”一句话，他把全部用费都一一报了出来，仿佛开了一笔清单似的。这样一来，关于只花去一千五百卢布，而把其余的款子留在护身香囊里的那种说法就显得毫不可信了。“我亲自看见的，亲眼目睹他手里拿着三千卢布，就好象看见他只拿着一个戈比那么清清楚楚，我们这些人还会不识数么！”特里丰·鲍里索维奇大声说，竭力想讨好“官长”们。但是轮到律师问的时候，他几乎一点也不想去驳倒证词，却忽然讲起，在被捕的前一月，初次酗酒的时候，马车夫季莫费依和另一个农民阿基姆曾在莫克洛叶客栈过道的地板上，拣到过米卡喝醉酒掉下的一百卢布，交给了特里丰·鲍里索维奇，他当时赏给他们每人一个卢布。“这一百卢布您当时还给卡拉马佐夫先生没有？”特里丰·鲍里索维奇无论怎样支吾，经过盘问乡下人，也只好承认发现一百卢布的事，但是他说当时就把原款交还给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了，“老老实实地交了给他，不过他当时自己完全喝醉了酒，不见得会记得的。”因为他在传唤乡下人作证以前一直否认找到一百卢布的事，所以关于他还款给喝醉了的米卡的供词自然也极为可疑。因此检察官方面推出来的一个危险的证人退场的时候也蒙了嫌疑，名誉上遭到很大污损。波兰人也出了同样的事情。他们上堂的时候十分骄傲而且神色自如。他们大声说，第一层，两人“曾为皇室服务”，“米卡先生”对他们提议，想用三千卢布收买他们的名誉，他们是曾经看见他手里有过许多钱的。穆夏洛维奇说话时夹杂了许许多多的波兰话，他看见这反能在首席法官和检察官的眼里抬高他的身分，就精神大振，最后完全用波兰话说起来。但是费丘科维奇也把他们抓进网里了：无论重新又传唤上来的特里丰·鲍里索维奇怎样闪避，最后也不能不承认他的一副纸牌确被佛鲁勃莱夫斯基偷换了，而穆夏洛维奇做庄的时候，曾不住偷牌。这一点在当时卡尔干诺夫提供的证词中就曾加以证实，于是两位波兰老爷甚至在观众的哄笑之下相当丢脸地退走了。

　　随后所有那些最危险的证人几乎全发生了这类情况。费丘科维奇使每个人都在道德上遭到了抹黑，把他们弄得灰溜溜地才放他们下场。那些法律专家和精通此道的人都很欣赏，只是仍旧感到不解，这一切究竟能产生什么重大的根本效果，因为我重说一句，大家全觉得那可悲地变得越来越强有力的指控实在太无懈可击了。但是大家从那位“伟大的魔术家”的自信上看得出他是心安理得的，因此大家都期待着，因为“这样的人”不会从彼得堡白来一趟的，这人是不会毫无所得而回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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