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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曼和卡里雷奇(5)


  出于特殊地位和事实上的独立性,霍尔曼跟我讲的许多话,别的农夫是讲不出来的,即使是用撬棍也撬不出来,用磨也磨不出来的。霍尔曼确实很明白自己的地位。只是在和霍尔曼交谈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了俄罗斯农民那种淳朴而机智的语言。就霍尔曼的身份而言,他的知识还是很丰富的,但却是个不识字的文盲。卡里雷奇却认识很多字。霍尔曼常常说:“这个浪荡鬼还识字,他养的蜜蜂成活率很高,从来都不会莫名其妙地死去。”“你让孩子们念书了吗?”霍尔曼好半天没吭声。“菲加识字。”“那另外几个孩子呢?”“都不识字。”“为什么呢?”老头儿没有回答,并把话题扯开了。看来不管他多么精明,某些方面他还是有偏见又固执己见,甚至冥顽不化。比如说,他打心底里轻视妇女,心情好的时候,就拿她们开心取乐或者搞恶作剧嘲弄她们。他的老伴是个吵闹又啰嗦的老太婆,一天到晚呆在炕上喋喋不休地咒骂。儿子们无奈就不搭理她,可是媳妇们都被她治得百依百顺,很是怕她,每天对她如供奉神灵一般。难怪在一支俄罗斯民歌中婆婆这样唱道:“你不打新媳妇,你不打老婆,算什么成家的男子汉,算什么儿子尽孝心……”有一次我想为媳妇们打抱不平,试图能唤起霍尔曼的怜悯心,想不到地是霍尔曼竟神色自若地驳斥道:“何劳你费心……芝麻绿豆的小事儿,她们爱怎么吵就吵去吧……要是劝解,她们反而会更来劲,再说,也犯不着自找烦恼。”有时这凶婆子爬下炕来,把看家狗叫来,对它嚷道:“过来,过来,狗崽子!”凶狠地抡起烧火棍朝瘦巴巴的狗脊背一顿好打,或者站在敞棚下,和过路人“骂街解闷”(按霍尔曼的说法)。 可她却很怕丈夫,只要他一句话,她就会乖乖地爬到炕上去。

  但是,更有趣的还是听卡里雷奇和霍尔曼之间的争吵,特别是牵涉到波鲁迪金先生的就更有意思了。卡里雷奇说:“霍尔曼,你不要在我面前对他说三道四的,尊重点。”霍尔曼则反唇相讥:“你对他这么好,那他为啥连一双靴子也不给你做呀?”“嗨,靴子,看你说的,我要靴子干嘛呀?我是个庄稼汉,用不着。”“我也是个庄稼汉,可是你看……”说到这儿,霍尔曼抬起脚,把他那双毛象皮做的靴子伸给卡里雷奇看。卡里雷奇回答道:“哎呀,谁比得上你呀?”“那么,至少他也该给你点钱买树皮鞋呀,你整天陪他打猎,大概一双树皮鞋穿不到第二天吧?”“他给过我买树皮鞋的钱的。”“是的,赏钱真多,去年一年也不过给了你一枚十戈比小银币。”卡里雷奇气恼地别过脸去,不再说话了。霍尔曼却朗声大笑,这时他那双小眼睛眯成了两条细缝。

  卡里雷奇是个好歌手,他弹了一会儿三弦琴。霍尔曼认真地听着听着,突发兴致地晃着脑袋哀伤地唱了起来。他很喜欢唱《我的命运啊,命运!》这首歌。这个时候菲加便趁机拿他的老爹打趣:“老人家,有什么伤心事啊?”但霍尔曼仍旧用手托着面颊,双眼微闭,感叹命运的不公……可是,在平时再没有比他更勤快的人了:他那双手总是闲不住——不是修马车,就是修整栅栏、查看马具等等。但他不太讲究干净,有一次我和他提到这一点,他却回答说:“屋子里应该有住人的味道。”

  “那你去看看,”我反驳他说,“卡里雷奇的蜂房里可是非常干净。”

  “老爷,蜂房如果不干净,蜜蜂可就不肯住了。”他长叹一声。

  “请问,”有一回他问我,“你有世袭领地吗?”“有啊。”“离这儿多远?”“大约一百俄里。”“那么,老爷,请问你住在自己领地上吗?”“是的。”“估计你也经常打猎消遣吧?”“确实这样。”“这样很好,老爷,你就放心打松鸡吧,可是要记住村长要经常更换。”

  第四天薄暮时分,波鲁迪金先生派人来接我。和霍尔曼告别时,我还真有些舍不得。我与卡里雷奇一块儿上了马车。“好,别了,霍尔曼,万事如意。”临别时我说道,“别了,菲加。”“别了,老爷,再会吧,可别忘了我们啊。”我们的车启动了。晚霞刚刚映出红光。“明天准是阳光普照。”我望着晴朗的天空说。“不,要下雨了。”卡里雷奇不同意,“看,鸭子在一个劲儿拨水,而且青草的味儿也重。”马车驶进了树林里,驾车台上卡里雷奇随着车身一起颠簸着,我轻声哼起歌来,还不停地望着晚霞……

  第二天,我便离开了波鲁迪金先生热情的领地。

  18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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