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92)_毛姆_梦远书城

九二

　　“讲得很对，这一点是我没有想到的，但是，我可以拥有自己的出租车来解决这个困难。”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最后我将在纽约定居下来，别的理由不说，还因为纽约拥有最大的图书馆。我只需要很少一点生活费；我对住宿的地方毫不在乎；一天只要吃一顿饭就够了；等我把美国要逛的地方全逛到了，我将会省下一笔钱来买一部出租车，自己当司机。”

　　“你应当关起来，拉里，你疯了。”

　　“一点不疯。我很懂事，也很实际。当一个出租自己的汽车的司机，我每天开车子的时间只要够我的食宿和车子的折旧就行了。其余的时间可以用来从事别的工作。如果有什么急事要上哪儿去，就可以开自己的出租车去。”

　　“可是，拉里，一部出租车和政府公债一样也是财产，”我故意说这话逗他。“而占有一部出租车，你就是一个资本家。”

　　他大笑。

　　“不然。我的出租车只是我的劳动工具，无异于托钵僧的手杖和食钵。”

　　这样打趣一番之后，我们的谈话中止了。我久已看出，咖啡馆里的客人愈来愈多了。一个穿晚礼服的人离我们不远坐下，叫了一份很丰盛的早餐；他那疲倦而带有满足的面容，说明他过了一夜风流，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余味。几位老者，由于年纪大睡觉少，都起身很早；他们一面一本正经地喝牛奶咖啡，一面从深度眼镜里读着晨报。年纪轻一点的人，有的衣冠楚楚，有的穿得破烂，匆匆走进来，三口两口吞下一个面包，喝掉一杯咖啡，就赶往写字间或者店铺去。一个干瘪老太婆挟了一捆早报进来到处兜售，但是，看上去好像一份也没卖掉。我从大玻璃窗户望出去，看见天色已经大亮。一两分钟后，电灯全都熄掉，只有这家大咖啡馆的后面一半还开着。我看看表，已经七点过了。

　　“来点早饭怎样？”我说。

　　我们吃了油炸面包和牛奶咖啡；油炸面包是新出锅的，又热又脆。我人很疲倦，无精打采的，样子一定很难看，但是，拉里却像平时一样精神，眼睛奕奕有神；光滑的脸上一条皱纹也没有，看上去顶多只有二十五岁。咖啡使我振作了一点。

　　“容许我给你一点忠告，拉里。我是不大给人忠告的。”

　　“我也不大接受人家的忠告，”拉里回答，咧开嘴一笑。

　　“在你处理掉你那一点点财产之前，希望你慎重考虑一下。因为一旦脱手之后，就永远不会回来。说不定有一天你为了自己或者为了别人迫切需要钱用，那时你就会后悔莫及，觉得自己做了一件蠢事。”

　　他回答时，眼睛里带有嘲笑的神气，但是，丝毫不含恶意。

　　“你比我把钱更加看得重。”

　　“我很重视，”我直率地回答他。“要知道，你一直有钱，而我并不如此。钱能够给我带来人世上最最宝贵的东西——不求人。一想到现在只要我愿意，我就能够骂任何人滚他妈的蛋，真是开心之至，你懂吗？”

　　“可是，我并不要骂任何人滚他妈的蛋；而如果我要骂的话，也不会因为银行里没有存款就不骂。你懂吗，钱对你说来意味着自由，对我则是束缚。”

　　“你是个讲不通的家伙，拉里。”

　　“我知道。这没有法子。反正时间还早着，我要改变主意，尽来得及。我要等到明年春天才回美国。我的画家朋友奥古斯特·科泰把萨纳里的一所村舍借给我，我打算在那边过冬。”

　　萨纳里是沿里维埃拉的一个不大出色的海滨休养地，介于班多尔和土伦之间。艺术家和作家不喜欢圣特罗佩那些花花绿绿的宗教仪式的，常到这里来。

　　“那地方就像一潭死水那样了无生气，你如果不在乎这一点就会喜欢它。”

　　“我有事情要做。我搜集了一大堆资料，预备写一本书。”

　　“写的什么呢？”

　　“写出来后你就会知道，”他微笑说。

　　“书写成之后，你假如愿意寄给我，也许我可以设法替你出版。”

　　“你不用费心。我有几个美国朋友在巴黎办了个小小的出版社。我跟他们谈好替我印出来。”

　　“可是，这样出版一本书很难指望有销路的，而且不会有人给它写书评。”

　　“我不在乎有人给它写书评，也不指望出售。书的印数很少，只预备寄给我的印度朋友和在法国的少数可能对它感兴趣的人。它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写它出来只是为了把搜集到的数据处理掉，而出版它是因为我觉得只有印出来才能弄清楚它是什么货色。”

　　“这两条理由我都懂得。”

　　这时我们的早饭已经吃完，我叫侍役开帐。账单来时，我把它递给拉里。

　　“你既然打算把你的钱全部送光，老实不客气，这顿早饭要你请了。”

　　他大笑，把钱付掉。坐了这样久，我人都僵了；走出咖啡馆时，觉得两胁在痛。秋天早晨的空气非常新鲜，人很好受。天是蓝的，德·克利希大街在夜里是那样一条肮脏的通道，现在却显出一点活泼气象，就像一脸脂粉的消瘦妇人走着女孩子的轻快脚步，看去并不讨厌。我向一部过路的出租车打一个手势。

　　“带你一段路怎样？”我问拉里。

　　“不用。我预备步行到塞纳-马恩省河边，找一处洗澡的地方游泳一下，以后还得上图书馆去，我有些东西要查。”

　　我们拉了手。我望着他的两条长腿大踏步走过马路。我这块料可没有他硬挣，所以坐上出租车回到旅馆。走进客厅时一看，已经八点过了。

　　“一个年纪大的人在这个时候才回家，”我向玻璃罩里的裸体女子不以为然地说；一八一三年以来她一直就横陈在时钟上面，身体的位置在我看来极端不舒服。

　　她继续望着自己在镀金铜镜里的镀金铜脸，而那座钟的回答只是：滴答、滴答。我放了一盆热洗澡水；一直泡到水不太热时，方才把身体擦干，吞下一片安眠药，把瓦勒里的《海葬》带到床上去看（书刚巧放在床头柜上），一直看到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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