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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


  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旅行者汉斯·卡斯托普正热恋着克拉芙迪娅·舒夏特——我们再次使用热恋这个词,是因为我们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人们不会再误解它的意思。总之,他对舒夏特夫人的热恋,本质上不同于上面提到的那支小曲的精神,与其说是一种使人感到愉快和富于情感的忧伤,不如说是一种颇具风险和焦急不安的迷惑;这种迷惑,就像热病患者的身体感觉或高山地区的十月天气一样,混合着冷与热;只有用自我安慰这种手段,才能把感情的两个极端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他直率地热恋着舒夏特夫人,这使他面色苍白,脸走了样,使他把视线集中到她的膝盖、腿部线条、脊背、颈椎和压住小小的胸部的前臂上——一句话,使他的注意力集中到她的身体上,集中到她那有气无力、由于疾病而十分臃肿的身体上。另一方面,他对她的热恋犹如过眼云烟,开始时膨胀,但马上就会消逝;它是瞬息即逝的念头,不,它是年轻人的胆怯的和无限诱人的梦幻。在这梦幻中,他不知不觉地提出某些问题,但得到的回答不过是空洞的缄默。如同每一个人一样,我们在讲述卡斯托普的故事时也有权作出自身的思考,说出自己的推测:如果汉斯·卡斯托普纯朴的心灵从时间的深处对他生活的意义与目的这问题得到了某种满意的回答,他未必会把预定在高山疗养院里逗留的期限延长到今日。

  此外,他此时此地对舒夏特夫人的热恋也必然给他带来种种的痛苦和欢乐。这痛苦是彻骨铭心的;像任何的痛苦一样,它含有一种起损害作用的因素,使他的神经系统受到剧烈震荡,以致他透不过气来,甚至流下了成年男子辛酸的眼泪。说句公道话,欢乐也是很多的,任何小事都会引起它们,而欢乐如同痛苦一样非常强烈。在“山庄”的每一天,几乎时时刻刻都会产生欢乐。例如正要进入餐厅的时候,汉斯·卡斯托普突然觉察到他的心上人出现在他身后。这本是预料中的非常简单的事,但是他内心却非常激动,兴奋得流下泪来。她离他很近,他们的眼睛相遇了,看到她那灰绿色的、亚洲人特有的斜视眼,他完全给迷住了。

  他差一点丧失理智,但又下意识地闪向一边,为的是让她先走进门去。

  她领会了他的好意,微笑着低声地说了声“谢谢”,然后经过他身边进入餐厅去了。而他呢,像着了魔似的傻乎乎地站在她走过时引起的微风之中,陶醉于与她相遇和她亲口对他说“谢谢”的幸福。随后,他跟着她走进餐厅,摇摇晃晃地向右走到自己的桌旁,刚一倒在自己的椅子上,就愉快地发现克拉芙迪娅正好也坐下了,而且在回头朝他张望。他仿佛觉得,她也在寻思门前的相遇。啊,难以相信的奇遇!啊,欢乐、胜利、无比的喜悦!不,汉斯·卡斯托普从未感到过如此令人陶醉和不可思议的喜悦,就连他见到那个健壮的傻丫头的时候也没有——在下边平原上,他曾像那支小曲里歌唱的那样,以理性的、心平气和的方式,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把自己的心献给了那个傻姑娘。他激动而兴高采烈地问候目睹了这一切并因此而满脸通红的女教师罗宾逊小姐,然后开始用蹩脚的英语缠住她不放,吓得这位向来不受狂喜诱惑的小姐节节后退,用充满惊恐的目光打量着他。

  第二件事发生在吃晚饭的时候,落日的光辉照耀着“好样儿的俄国人席”。人们拉上帘子,遮住了窗户和通往凉台的门,然而,在某个地方,仍留着一条缝,凉爽然而耀眼的红色的光线透过这条缝正巧照在舒夏特夫人的脸上。此时,她正跟坐在自己右边的背有点驼的同乡谈话,不得不用手挡住阳光。这阳光打扰她,但并不严重;谁也没注意它,就连遭阳光照射的舒夏特夫人也未必意识到这种干扰。然而,汉斯·卡斯托普穿过大厅看到了这一切,甚至把这个场面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他用心观察光线的来路,最后确定了光线射入的地点。原来,光线是从右边角落里一扇通往凉台的门和“差劲儿的俄国人席”之间的一扇拱形窗户照射进来的。这扇窗户离舒夏特夫人和汉斯·卡斯托普的座位几乎同样远。于是,他作出了自己的决定。他默默地站起来,手里拿着餐巾,转弯抹角地斜着穿过大厅,朝阳光射入的地方走去,然后用手拉拢奶油色的窗帘,使左右两片交叠起来。随后,他转过身来看了一下,确信夕阳的光辉已被挡住,舒夏特夫人已摆脱了阳光的干扰,才神色自若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一位殷勤的年轻人做了件应当做的事,可这件事别人却谁也没有想到去做。只有少数几位病友注意到了他的行为,而舒夏特夫人却顿时感到了轻松,回过头来目送汉斯·卡斯托普回到了自己的坐位上。他刚一坐下就朝她看去,她则对他报以亲切和惊讶的微笑,也就是说没有把头垂下,而是把头向前伸。见她微笑他又鞠了一躬。他的心有一阵完全收紧了,好像停止了跳动;只是当一切过去之后,它才又重新怦怦地跳动起来。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发现,约阿希姆静静地坐在桌旁,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盘子;也只有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施托尔太太推了一下布鲁门科尔博士的腰身,一边暗中窃笑,一边与同桌和其他桌的病友交换意味深长的眼色……

  我们描述的是日常生活琐事;但是,如果日常生活琐事在特殊的基础上产生,就会变为不寻常的现象。在疗养客之间常常出现关系紧张,但过后又都得到了良好的解决。就算他们之间不存在紧张关系——至于舒夏特夫人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这些紧张关系,这个问题我们打算以后再谈——汉斯·卡斯托普的感情和想象力也始终处在紧张状态之中。在这些美好的日子里,大部分病人吃过午饭习惯于走到饭厅前的凉台上,为的是在那儿晒上一刻钟的太阳。他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笑语喧哗,热闹非凡,就像每两周一次的星期日铜管乐音乐会那样。这些游手好闲、吃腻了肉食和甜食的年轻人,个个心情激动,又是聊天,又是说笑,又是互送秋波。来自阿姆斯特丹的萨洛蒙太太喜欢坐在凉台的柱形栏杆旁边,左右坐着厚嘴唇的根舍和瑞典的壮士——此人虽已完全康复,但为了进行短期的病后调理,稍稍延长了逗留时间——并且被两人用膝盖紧紧地夹在中间。伊尔蒂斯太太看来是个寡妇,因此近来对有个患忧郁病的无名小卒在陪伴她感到高兴;然而,这位“未婚夫”的存在,并不妨碍她同时接受米克洛齐希上尉——一个长着鹰钩鼻、小胡子涂有发蜡、胸部高高挺起、眼光凶狠的大汉——对她的崇拜。在供病人进行卧疗的回廊里,有来自各民族的女士,其中一些新来者从十月一日起才在这里路面,汉斯·卡斯托普几乎还叫不出她们的名字。在这些女士中间,还看得见像阿尔宾先生那样对女人献殷勤的男子,诸如一个戴单眼镜的十七岁的小伙子,一个戴着眼镜、脸孔红润、热衷于交换邮票的荷兰青年,几个头发上涂有发油、眼睛像扁桃、每次吃饭都吃得过饱的希腊人,还有两个形影不离的花花公子,人称“马克思与莫里茨”,据说是两位离经叛道的很有进取心的年轻人……那个驼背的墨西哥人,由于不懂这里通行的任何一种语言,脸上流露出鸽子般的困惑表情;他不停地为病人拍照,以滑稽敏捷的动作把他的摄影机架从露台的一处拖到另一处。有时候,贝伦斯顾问也出现在病人中间,用靴带为他们表演戏法。那个笃信宗教的曼海姆人独自一人在人群中游荡,把他那无限忧郁的目光偷偷地集中在某个吸引他的目标上。看到这一情景,汉斯·卡斯托普感到一阵恶心。

  为了回到那些“紧张关系和解决办法”上,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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