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曼获奖感言

　　感谢诸位的光临，我无须说明我是多么盼望此刻的到来。不过说心里话，此刻恐难用言词来表达我的心情。对于生而并非演说家的人来说，这是很常见的现象。

　　所有作家均属不善言辞之列。作家与演说家不仅仅是有区别的，而且其立场也是相反的，因为他们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工作并取得成果的。正如一个漏洞百出的经济理论要靠演说者以自己的人格来掩饰补救一样，一个坚定的作家对所有文过饰非、含混不清的言谈具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但是，目前的难题却使我的处境复杂而注定要作一番权宜之计的演说。当然，我是指在极为盛大和如此喧嚣的气氛里身处你们——瑞典学院诸君之中的情景，诚心而论，我决未想到你们会为我安排如此轰动的时刻！我的性格是诗的，而不是戏剧的。我倾向并希望以和平宁静作为我生命与艺术之稳定韵律的主线。因此，如果说由于迸发自北方的戏剧性焰火搀入了这个稳定的韵律而使我此刻的修辞能力甚至逊于常时，这也是不足为奇的。自从瑞典学院宣布了其决定以来，我一直沉浸于节日般的陶醉之中，沉浸于一种使人心迷神醉的感觉之中。我无法描绘它在我心灵中的作用，就像无法形容歌德的一首爱情诗的优美和奇妙一样。那是写给丘比特本人的诗，有一句一直在我的心中：“你令我身心怡荡，不能自己。”所以说，这项诺贝尔奖已使我的文学活动产生了戏剧性的紊乱。我确信，如果我现在把诺贝尔奖对我产生的影响比作维系人类理想生活的激情，也并不过分。

　　然而，一个艺术家要轻松坦然地接受此刻倾注在我身上的这种荣誉是何等的困难！哪一位体面的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艺术家会对此毫无不安之感？在这种令人窘迫的场合唯有求助于超自我、超个人的观念。摈弃个人总是最佳方法，尤其是身临此情此景。歌德曾骄傲地说过：“只有无赖们才会谦虚。”这完全是一个与低下伪善的道德划清了界限的显贵人物的口吻。但是，女士们、先生们，这并不是全部真理。谦虚中存在着聪明与智慧。所以，他也就会因为我面临的这类荣誉而忘乎所以，目中无人，成为一个真正愚蠢的傻瓜。为此，我还是要把这项通过某种机遇获得的国际奖奉献给我的国家和人民。对于我这样的作家来说，今天的国家与人民比昔日繁荣强盛的帝国时代更为亲近。

　　在多年之后，斯德哥尔摩的这项国际奖又一次授予了德国文化，特别是授予了德国散文体文学。你们或许觉得难以领悟这种敏锐的感受，正是由于这种感受，我那饱经创伤而又常遭误解的国家得到了以这类奖为标志的世界的同情。

　　请允许我擅自进一步解释这种同情的含义。在过去十五年里，德国知识和艺术的成就并不是在利于身心的情况下获得的，没有什么工作能舒适安全地发展、成熟，而艺术和知识则不得不在满目疮痍中追求生存，在悲惨、骚乱和经受苦难的环境中，怀着一种几乎是东方的、俄国的混沌激情追求生存。在这种状况下，德国文化保留了崇尚形式的西方与欧洲的原则，因为对于欧洲人来说，形式是一个关系荣誉的问题，对不对？

　　女士们、先生们，我并不是一个天主教徒，我的传统与你们所有人一样，我赞成耶稣教徒对上帝的直觉认识。然而，有一个我最崇尚的圣人，我愿说出他的姓名，那就是圣·塞巴斯蒂昂，那个绑在刑柱上的青年，周身刺满了剑与箭，在极度痛苦中依然微笑着。苦难中的优美，这就是圣·塞巴斯蒂昂所代表的英雄主义。这景象可能是粗野的，但我仍试图以这种英雄主义来代表德国文化和德国艺术，同时我认为，这项国际荣誉也是内心怀着这种庄严的英雄主义情感降临到德国文学成果头上的。

　　德国通过诗歌显示了苦难中的优美。她维护了她的荣誉，在政治上并未屈从于动荡混乱带来的痛苦，而是维护了她的统一，在精神上通过从苦难中创造美，把东方的苦难基调与西方的形式原理结合了起来。

　　请允许我在最后以个人身份谈谈。我已说过，甚至在第一个代表来告知我这一决定时，我就为得到这项来自北方、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荣誉而激动兴奋万分。作为一个吕贝克的儿子，从童年时代起我的生活方式就与北方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作为一个作家，在文学上我非常赞赏和钦佩北欧的思维方式和创作气氛。我年轻时曾写过一篇青年人至今还喜爱的小说《托尼奥·克勒格尔》。这篇小说在一个人身上混合体现了南方和北方，既疑虑重重又富于成效。故事中南方的实质是世俗、机巧和冷酷的奸诈；反之，北方则代表着热情、家常的朴实、发自内心的情感和令人亲切的人性。现在，北方这个热情之家以辉煌灿烂的仪式欢迎和拥抱了我。这在我一生中是一个美丽而富有意义的日子，是我生命中真正的节日，如瑞典语称呼任何欢庆的日子那样：一个“h.gtisdag”。请允许我笨拙地借用瑞典语的这个词来表达我最后的愿望：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来共同感谢和祝贺基金会，它对全世界是多么的有益和重要，感谢它为我们安排了如此盛大宏丽的夜晚。按照瑞典的优良传统，让我们向诺贝尔基金会报以四倍的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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