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曼自叙

　　1875年6月6日，我出生于吕贝克，是一个商人和市参议员的次子，父亲名叫约翰·海因里希·曼，母亲名叫朱丽亚·达·席尔瓦—布鲁恩斯。父亲是吕贝克人的后裔，而母亲出生于里约热内卢，是一个德国庄园主与一个有葡萄牙血统的巴西女子生的女儿。她七岁时到了德国。

　　我被指定继承父亲的粮行，曾记得我小时候，这家粮行庆祝了它开业百年的纪念日。我进了吕贝克“教会学校”的理工部。但我不喜欢上学，一直到最后也没能适应学校的要求，因为我天生反对任何来自外部的要求，后来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改掉这一点。我所掌握的知识大多是通过独立自修的方式学到的。正式的教育除了给我起码的知识外一无所成。

　　我十五岁时父亲去世，他死时年纪并不算老。商行倒闭了。过了不多久，母亲带着年幼的弟妹们离开故乡，移居德国南部的慕尼黑。

　　我从学校没没无闻地毕业后，便去找母亲，暂时在慕尼黑一家保险公司里当职员。公司的经理是我父亲的老朋友。后来，为了能当上记者，我又在大学学习历史、经济、艺术史和文学等课程。其间，我跟比我年长四岁的哥哥亨利希·曼到意大利住了一年。这时候，我的第一部小说集《矮个先生弗里德曼》（1898）问世了。我在罗马还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该书于1901年出版，并且从那时起一直受到德国公众的欢迎，至今发行量已突破一百万册。

　　接着，我又发表了一些较短的小说，都收在小说集《特里斯坦》（1903）中，一般都认为，集子中描写艺术家的中篇小说《托尼奥·克勒格尔》最有代表性。我还完成了对话体作品《菲奥仑察》（1906），这是一部只适合阅读的剧本，但也偶尔上演过。

　　1905年，我和阿尔弗雷德·普灵斯海姆的女儿结婚，岳父是慕尼黑大学的数学教授。我的妻子是恩斯特·多姆与海德维希·多姆夫妇的外孙女，外祖父是柏林的著名记者，外祖母曾在德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我们在婚后生育了六个孩子：三个女儿，长女后来进了剧院；三个儿子，长子后来也从事文学创作。

　　我在新阶段的第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王爷殿下》（1909），一个宫廷故事，描述了一个典型人物的心理，以及诸如贵族的消沉思想如何与社会要求一致等道德问题。接着是另一部长篇小说《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1922）。它依据讽刺滑稽作品的想法，选取悠久传统的一个要素，利用歌德式的、自我模仿的、自传体的和贵族式的自白，并将其引入幽默小说与罪案小说的范围。这部长篇小说还没有写完，就有行家认为该书已发表的章节是我最出色、最精妙的成果。也许它是我所写的最具有个人特色的作品，因为它代表了我对传统的态度，传统既可爱又有害，支配着我这个作家。

　　1913年，中篇小说《死于威尼斯》出版，被认为是除了《托尼奥·克勒格尔》之外同类作品中最有影响的作品。我在写它的末尾部分时又构思了“教育小说”《魔山》（1924），但战争一开始写作便中断了。

　　尽管战争并没有马上就要我本人参加，但是战争旷日持久却使我的创作活动完全中止，因为它迫使我极其痛苦地重新评价了我的基本想法。1918年，我发表了《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文章集中反映了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探询。其主题是探讨作为德国人所着重关心的问题，即政治问题，从一个在生活中经历了许多次修正的爱争论的保守派角度进行探讨。杂文集《演讲与回答》（1922）、《努力》（1925）和《平日的要求》（1930）则叙述了我的社会道德观念的发展历程。

　　在战时中立或交战的国家之间的边界重新开放后，我马上便开始出国讲学，首先到了荷兰、瑞士和丹麦。1923年春天，我去了西班牙。

　　第二年，我成了伦敦新建的国际笔会俱乐部的嘉宾，两年以后，我又接受了卡内基基金会法国分会的邀请，1927年访问了华沙。

　　与此同时，1924年秋，两卷本《魔山》经过多次延宕后终于问世。

　　这本书在短短几年中就重印了一百次，引起了公众的兴趣。这表明我选择了最有利的时机推出这部构思宏伟的作品。这部长篇小说所提出的问题主要不是针对普通群众的，但它们是受过教育的人所关心的，而时代的不幸更增强了广大读者的接受能力，对我这部显示小说技巧的作品非常有利。

　　在《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完成后不久，我又给我的长篇记叙作品加进了一部散文诗，即动物故事《主人与狗》（1919）。继《魔山》之后，我完成了一部描写革命变革与通货膨胀时期的中篇小说《混乱与早痛》（1929）；此外还有《马里奥与魔术师》，写于1929年，目前是我写此类作品的最后一次尝试。它写于我创作另一部新长篇小说期间，那部长篇小说的题材和意旨与我所有的早期作品都截然不同，因为它超出了中产阶级个人的范围，进入了往事与神话的领域。这个《圣经》故事题为《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其个别章节已刊登在杂志等出版物上，现已完成了一半。为了写这部作品，1930年2月至4月我曾到埃及和巴勒斯坦进行了考察。

　　从早年起，我进行文学创作就受到了同行们的友好关注和官方的奖励。其中一例是1919年波恩大学授予我名誉博士学位；为满足德国人对头衔的喜爱，我的故乡吕贝克的参议院又在市庆典礼上授予我教授称号。我是普鲁士艺术研究院新的文学部由政府任命的首批院士之一。我还怀着激动的心情记得，我的五十岁寿辰受到了广大公众的祝贺。而所有这些荣誉的顶峰则是瑞典学院去年授予我的诺贝尔文学奖。但是，我要说，成功的喧闹从没有搞乱我对自己的功过相对性的清醒意识，一刻也没有弄钝我的自我批评锋芒。我的作品对后世的价值与意义自然要留给将来评判；对于我来说，它们只不过是我个人自觉地也就是认真地度过这一辈子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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