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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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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程师非常尴尬。他对酋长的指责无言以对;他虽然对付了几句,可那都是吹毛求疵、颠倒是非的谬论。当阿帕奇人回敬了他,把他逼入困境之后,他就只得求助于我了: “先生,您难道没听见这儿讨论的事情吗?您倒是表示一下关心,说句话啊!” “谢谢,班克洛伏特先生!我是来这儿做测绘员的,不是来当裁判的。您不想谈,就不要再谈这件事了!我应该去测量,而不是在这儿演讲。” 这时首长果断地说道: “不必再演讲了。‘好太阳’已经说过了,他不会容忍你们,这就够了。‘好太阳’要你们今天就离开这里,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服从!现在酋长和他的儿子温内图要走了,一小时之后还会再来,那时你们要给他一个答复。你们走,我们就是兄弟;你们不走,你我之间就要动斧子了。我是‘好太阳’,所有阿帕奇人的酋长,这就是我的话,Howgh!” “Howgh”是印第安语中表示强调的一个词,意思相当于“阿门”、“巴斯塔”、“就这样定了”、“不再改变了”。他站起来,温内图也站起来。他们沿着山谷缓步走去,拐了一个弯儿之后就消失了。克雷基·佩特拉坐着没动,总工程师转向他,请他出个好主意,他拒绝了。 “做你们想做的事吧,先生!我同酋长的观点完全一致。红种人一直在遭受一场浩劫。作为白人我知道,印第安人的反抗是徒劳的。即使今天你们走了,明天还会有别的人来做完你们的事。但我要警告你们,酋长的话是认真的。” “他去哪儿了?” “他去取马了。我们发现附近有熊的时候,把它们藏起来了。” 他也站起来,踱着步离开了,肯定是为了躲开更多的发问。我在后面跟着他。 “先生,”我对他说,“您允许我同您一起走走吗?我向您保证,不说、不做任何为难您的事。我只是觉得自己非常同情‘好太阳’和温内图。” 他本人也引起我很大的同情,这,我可不想对他说。 “好的,那就一起走走吧,先生!”他点点头,“我虽然脱离了白人,不想再与他们有什么瓜葛了,但我喜欢您,所以我们就一起散散步吧。我看,您像是所有这些人中最懂事理的一个,我说得对吗?” “我是最年轻的一个,还远远算不上‘机灵’,或许永远也机灵不起来。这大概使我看起来勉强像是个好心人。” “不机灵?”他问。“每个美国人都或多或少地有点儿机灵。” “我不是美国人。” “那么是哪国人,如果这个问题不使您为难的话?” “一点儿也不,我没有理由隐瞒我极其热爱的祖国——我是德国人。” “德国人?”他很惊奇,突然讲起了德语:“那么我欢迎您,同乡!这大概就是我为什么立刻喜欢上您的缘故。我们德国人是特殊的人,在没有说出我们同属于一个民族之前,我们的心就已经彼此相亲相认了。要是我们的祖国能够统一该多好!——一个成了阿帕奇人的德国人!您不觉得这很怪吗?” “倒也说不上怪,上帝指点的道路经常显得很神奇,但却总是十分自然。” “上帝指点的道路!您为什么提到上帝而不提到天意、天命、命运、气数、偶然呢?” “因为我是基督徒,不能丧失对上帝的信仰。” “很对!您是个快乐幸运的人!是的,您说得对:上帝指点的道路往往显得十分神奇,但总是自然而然的。最大的奇迹是自然法则运行的结果,最寻常的自然现象是伟大的奇迹。一个德国人,一个饱学之士,一个有名的学者,现在是一个真正的阿帕奇人。这看起来很神奇,但将我引向这条道路,是自然而然的。” 如果说他本来是出于好意才带上我的,那么现在则是很高兴能说说心里话。我很快就察觉,他的才能非同寻常,但却提防着我,尤其是问起他的过去,哪怕是无足轻重的小问题。他总是一方面谨慎,另一方面却大肆追问我的情况,我只能遂着他的心意详细地回答。到了离营地不远的地方,我们躺在了一棵树下。我仔细地观察他的脸、他的表情,忧伤、怀疑还有患难、担忧、匮乏交织变幻。他的目光曾充满着阴郁、威胁、愤怒、不安,也许还有绝望,可现在它清澈、平静,有如森林怀抱中的一个湖泊,连风也掀不起一丝涟漪,它是那么深,那么神秘。他从我这儿听到了想了解的一切之后,轻轻地兀自点着头。 “您正处在斗争的开端,而我,已经走到它的尾声了;对您来说,斗争是表面的,不会是内心的。您心中有上帝,有主,他不会离开您。我是另外一回事,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上帝;我随身携带的,不是信仰带给人的财富,而是最糟糕的东西——一颗坏良心。” 说着,他审视着我。看到我的脸依然平静,他问: “您不吃惊吗?” “吃惊?为什么?” “您想啊:一颗坏良心!” “不!您又不是窃贼、杀人犯,您从来就不会有卑鄙的念头。” “我衷心地感谢您!可您错了。我是个窃贼,因为我偷了东西!那都是些宝贵的财富!我也是杀人犯,我杀害了多少灵魂!我是一所高等学校的老师,我的骄傲全部在于做一个无神论者,废黜上帝,用每一个细枝末节证明对上帝的信仰毫无意义。我是个好演说家,能吸引听众。我用双手撒播的杂草,长得十分繁茂,一粒种子也没有丢失。我抢劫夺去了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和依赖。革命时代来临了,不承认上帝的人,也不尊崇任何国王和统治者。我成了不满者的领袖,他们听信了我的话语——那是麻醉人的毒药,他们云集起来,抓起武器。有多少人在战斗中死去了啊!是我谋杀了他们,谋杀了这些斗士,还有的人死在了监狱的高墙后面。我逃脱了,离开了祖国,我已经无父无母,也没有兄弟姐妹或其他亲戚。没有一双眼睛为我哭泣,但有很多很多双眼睛由于我的缘故而哭泣。我尽量不去想它,直到一件事情像当头棒喝一般,几乎将我击倒在地。 “我到达边防线的头一天,被警察撵得很紧。在经过一个工人聚居区的时候,我穿过一个小花园,跑进一座可怜巴巴的小房子,在低矮的小屋里发现了一个老太婆和她的女儿;我把自己托付给了她们,但没有告诉她们我的名字。她们把我藏了起来,她们说,因为我是她们丈夫的同志。随后,在黑暗的角落里,她们坐在我身边,流着泪告诉我。他们本来很穷,但很知足。女儿结婚才一年,她的丈夫听了我的一次演讲,他带着他的岳父参加了一次集会,我夺走了这三个老实人的快乐生活。年轻的丈夫在不是战场的战场上阵亡了,老父亲被判了很多年监禁。两个妇女救了我,而我是造成她们的不幸的罪魁祸首。 “这就是击中了我的当头一棒。我仍是自由的,但我的内心备受折磨,没有一个法官能为此审判我。我从一个国家闯到另一个国家,时而干干这个,时而干干那个,在哪里也找不到安宁。多少次我差点儿就自杀了,但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我拉回来——上帝的手。在多年的漂泊和悔恨之后,这只手将我引到堪萨斯的一位德国牧师那里,他看透了我的灵魂,让我向他倾诉了内心的一切。我是幸运的,我又得到了宽宥、安慰、坚定的信念和内心的平静——当然,是在长久的怀疑之后。我主上帝,为此我是多么感谢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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