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旋门(124)_雷马克

一二四

　　那些留着不走的人，这会儿慢慢地在门口、在旅馆前面集合拢来了。他们大多默默无言。只望着那些东西和装着家具的篷车。

　　“那么就再见吧，”黎奥妮·华格纳怯然地说。她们已经把东西搬好了。“或者Goodbye。”她苦恼地笑着。“或者Adieu^①。现在这种时势啊，连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①法语：再见。〕

　　她跟几个人握手。“亲戚，”她说道。“都是那边的几个亲戚。当然啰。我们自己是，怎么也不能——”

　　她突然停住了话。恩斯特·萨登鲍姆博士拍拍她的肩膀。“不要紧的。这些人是幸运的，有些人才不幸呢。”

　　“我们大多数是不幸的。”难民维森霍夫这样说道。“不要紧的。敬祝一路顺风。”

　　约瑟夫·施特恩跟拉维克、莫罗佐夫和其他几个人道别了。他笑得仿佛是一个犯了欺骗罪的人。“谁知道我们的前途会怎么样呢？也许我们还希望我们能够再回到国际旅馆里来。”

　　茜尔玛·施特恩早已在篷车上坐定。单身汉施托尔茨没有跟什么人道别。他不是到美国。他只有往葡萄牙的护照。他觉得这样的旅行，平淡得无须乎道别的。只在篷车辘辘地滚动的时候，草草地挥了挥手。

　　那些留着不走的人，都像落汤鸡一样地呆立着。“来啊，”莫罗佐夫跟拉维克说。“让我们去吧！到‘墓窟’里去！喝苹果白兰地！”

　　他们刚坐定，别的客人都进来了。他们像秋风里的落叶那样，疾卷了进来。两个脸色苍白的犹太人，挂着几茎稀疏的胡髭；维森霍夫，露丝·戈尔德贝格，棋局的自动玩具芬肯斯坦，宿命论者萨登鲍姆，还有几对客人；六七个孩子；结果终于没有走掉的那个印象派艺术家作品拥有者罗森菲尔德；几个少年和几个龙钟的老头儿。

　　晚餐的时间还没有到，可是大家都好像不愿意回进自己冷清清的房间。他们挤聚在一起。大家都悄悄地说话，仿佛都听天由命似的。大家都有过那么多的不幸，反而觉得无所谓了。

　　“贵族阶级都已经走了，”萨登鲍姆说。“现在，只有一批被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的人，还在这儿见面。这是‘特选的人’！耶和华的宠儿！特别为着‘坡格隆’。生命万岁！”

　　“还有西班牙呢，”芬肯斯坦答道。他面前又放着一副棋盘，和晨报上刊的棋谱。

　　“西班牙。当然啰。法西斯党徒来到这儿的时候，会跟犹太人接吻的呢。”

　　一个胖胖的灵活的女招待送上了苹果酒来。萨登鲍姆戴上了夹鼻眼镜。“我们这批人中间，大多数都做不到，”他说道。“喝得酩酊大醉。消释这么一夜的悲愁。连那样都做不到吧。阿赫斯维的后裔。即使连他本人，那个年老的漂泊者，也会觉得失望的——他没有身份证，也走不多远的。”

　　“您也一块儿喝一杯吧，”莫罗佐夫说。“苹果酒倒是很好的。谢天谢地，老板娘至今还没有知道呢。否则她一定又要涨价了。”

　　萨登鲍姆摇摇他的头。“我不喝酒。”

　　拉维克望着一个胡子满面的客人，看他时不时拿出一面镜子，照上一照，隔不上一会，他又这么来一下。“他是谁啊？”他问萨登鲍姆道。“我从来没有看见他来过。”

　　萨登鲍姆扁扁他的嘴唇。“那是新来的艾隆·戈尔德贝格。”

　　“怎么回事啊？难道那个女人，不久又结了婚吗？”

　　“不。她把死去的戈尔德贝格的护照，卖给那个人了。卖了两千法郎。老戈尔德贝格原是有灰色胡子的；因此这个新人，也留上了胡子。就为了护照上的相片。你瞧他就老是拉着拉着的。他在没有长上相仿的胡子以前，还不敢使用那护照。这真是跟时间在赛跑哪。”

　　拉维克端详着那个人，他正在拉着一撮毛茸茸的胡子，对着护照上的相片作比较。“他总可以说，他的胡子都给烧掉了。”

　　“好主意。让我跟他说去。”萨登鲍姆拿下了夹鼻眼镜，忽前忽后地挥动着。“可怕的事情。”他微笑着说。“两星期之前，这不过是一桩买卖而已。现在啊，维森霍夫可吃起醋来，而露丝·戈尔德贝格也有点儿心旌摇曳了。这都是一张身份证的魔力。照那身份证说起来，他的确是她的丈夫呢。”

　　他站起身子，走向新来的艾隆·戈尔德贝格。

　　“我就喜欢这‘身份证的魔力’。”莫罗佐夫转过头来跟拉维克说。“你今晚上预备怎么样啊？”

　　“凯特·赫格斯特龙今晚上就要搭诺曼底号。我想送她到瑟堡。她有自备汽车的。我把它开回来，送到车行里。她已经把它卖给那家车行的老板了。”

　　“她还能够旅行吗？”

　　“当然啰。她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那条船上还有个很好的医生。在纽约——”他耸耸肩膀，喝干了酒。

　　“墓窟”里的空气，闷热而恶浊。房间里又没有窗。一对老夫妇，坐在那棵尘封了的棕榈盆景下。他们完全沉浸于一种悲愁的气氛中，这悲愁仿佛一道围墙那样地紧绕着他们。这老两口儿手搀着手，一动不动地坐着，看光景仿佛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再站起来似的。

　　突然，拉维克觉得天下的一切悲愁，都给关闭在这间灯光惨淡的底层里了。形容憔悴的壁灯，发着黄橙橙的萎靡的光芒，使一切东西都显得更不痛快了。那种沉寂，那种絮语，检点着早已翻看过百来次的身份证，一遍两遍计数着，沉默的期待，对于结局的无援的盼望，突发性的小小的英勇的举动，千百次被奚落的生命，现在给推到了角落里，因为再也无法前进了，才觉得更可怕了起来——他陡然地这样感觉到。他可以嗅到它的味儿，他嗅到恐怖，太沉寂的恐怖。他嗅到它，他也知道以前在什么地方嗅到过。在集中营里，他们把人群从街头，从床上驱赶了进去，让他们站在营房里，等待着命运的宰割。

　　邻桌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头发正中分开的女人，还有一个是男人。一个八岁光景的孩子站在他们的前面。他刚才在其他桌子旁边跑来跑去听着人们说话，这时回到老地方向那女人问道：“我们为什么是犹太人呢？”

　　那女人没有回答。

　　拉维克望着莫罗佐夫。“我一定要走了，”他说。“到医院里去。”

　　“我也一定要走了。”

　　他们走上了楼梯。“过分就是过分，”莫罗佐夫说。“我从前是反犹太的，现在对你说这句话。”

　　＊＊＊

　　跟“墓窟”比较起来，医院毕竟是一个快乐的地方。这儿固然也有苦痛、疾病和悲愁；可是这儿至少还有一种逻辑和感觉。一个人可以知道为什么这样，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这些都是事实：一个人可以看得很清楚，也可以想点儿办法。

　　维伯尔坐在诊查室里看报。拉维克回过头去看他。“消息很好吧，是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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