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旋门(123)_雷马克

一二三

　　“当然啰。”季诺挤着眼。“那是很明显的。”他把便帽拉到了额角上。“好的，我现在要走了。母亲会等着我呢。我已经出来很久了。还要去跟一个人谈谈关于一种新出的精制干酪的事情。再见，医生。我希望你欢喜这些东西咧！”

　　“再见，季诺。谢谢你。祝你走运。”

　　“我们会有好运道的！”

　　那个矮个子挥着手，充满自信地跷出了客厅。

　　拉维克在他房间里解开了纸包。他找寻着那只多年不用的酒精炉，后来给找到了。又在另一个什么地方找出了一包固体的酒精，和一个小小的平底锅子。他把两袋酒精放在炉子上，点上了火。一个小小的蓝色火焰，燃旺着。他将一块白脱丢进了锅子，打了两个鸡蛋，拌和了。然后切着松脆的新鲜白面包，把锅子移到了桌上，垫着几张报纸，开了一罐干酪，拿了一瓶沃夫莱酒，开始吃了起来。他已经好久没有这样自己料理晚饭了。他决意明天再去多买几包固体的酒精。万一给关进集中营，这种炉子，携带起来也方便。因为是可以折缩的。

　　拉维克慢慢地吃着。他也试了下主教桥出产的干酪。季诺说得对，这确是一顿很好的晚餐。

　　【第三十二章】

　　“出埃及呢，”语言学和哲学博士萨登鲍姆向拉维克和莫罗佐夫说。“就只少了个摩西。”

　　他站在国际旅馆的门口，显得单薄而萎黄。门外，施特恩和华格纳两家，还有单身汉施托尔茨，正在搬运他们的东西。他们合雇了一辆大篷车。

　　这是八月的晴朗的下午，许多家具堆置在街头。一张罩着奥蒲松套子的镀金的沙发，配上几把镀金的椅子，还有一条崭新的奥蒲松地毯。这些都是施特恩家里的东西。另外更有一张桃花心木的大桌子。茜尔玛·施特恩，一个脸色憔悴、眼睛柔润的女人，站在一边看守着，仿佛母鸡照顾着鸡雏。

　　“当心！那桌面！不要给擦坏了！那桌面！当心，当心！”

　　那桌面上打着蜡，抹得很光洁。这是一件神圣的东西，主妇们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保护的。茜尔玛·施特恩，绕着桌子和两个搬运工团团转，而那两个搬运工，却毫不在意地把桌子搬了出来，放落在地上了。

　　太阳照在桌面上。茜尔玛·施特恩便俯下身子，用一块抹布在揩拭着。她小心翼翼地擦抹着台角。桌面反映出她那苍白的脸，如同一面晦暗的镜子——仿佛一个一千岁的女老祖宗，从那时间的镜子里，茫然地瞅着她。

　　搬运工又搬出一口桃花心木的碗橱。也是打着蜡，抹得很光洁的。一个搬运工转弯转得太快了，碗橱的一角碰撞在国际旅馆的大门上。

　　茜尔玛·施特恩没有叫喊出来。她只是木然地站在那儿，手里擎起了抹布，嘴巴半张着，仿佛她已经变成了石头，几乎把抹布都塞在嘴里了。

　　她丈夫约瑟夫·施特恩，个子很矮，戴着一副眼镜，下嘴唇挂得很低，向她走近过来。“哦，茜尔玛——”

　　她没有瞧见他。两眼一片惘然。“这碗橱——”

　　“哦，茜尔玛。我们的签证要——”

　　“这是我母亲的碗橱。是我双亲传下来的——”

　　“哦，茜尔玛，擦坏了。怎么啦，果然给擦坏了一点儿。最要紧的，还有我们的签证，要——”

　　“没法修的。这擦坏的痕迹弄不掉啦。”

　　“太太，”搬运工听不懂他们的话，却知道怎么回事，便这样说。“你们自己搬吧。又不是我把大门弄窄的。”

　　“Sales boches^①，”另外一个人说。

　　约瑟夫·施特恩才活跃起来了。“我们又不是德国人，”他说。“我们是难民哪。”

　　“Sales réfugiés^②，”那个人答道。

　　“瞧，茜尔玛，我们站在这儿，”施特恩说。“我们现在怎么办啊？就为了你的桃花心木，可误了多少的事！就为了你舍不得抛下这些东西，我们离开科布伦茨，便迟了四个月。多付了一万八千马克的难民税！而现在，我们站在这儿街头，船是不会等着我们的啊。”

　　他转过头来，苦痛地望着莫罗佐夫。“我们怎么办啊？”他说。“Sales boches！Sales réfugiés！假如我现在告诉他，我们是犹太人，他一定又会说Sales juifs^③，那就什么都完啦。”

　　〔①法语：卑鄙的德国人。〕
　　〔②法语：卑鄙的难民。〕
　　〔③法语：卑鄙的犹太人。〕

　　“给他点儿钱，”莫罗佐夫说。

　　“钱吗？他会把钱摔在我的脸上呢。”

　　“不见得吧，”拉维克答道。“凡是这样骂人的，总是想要贿赂吧。”

　　“这可违背了我的性格了。受了人家的侮辱，还要送人家钱。”

　　“侮辱到个人，才是真正的侮辱，”莫罗佐夫这样解释道。“这还不过是笼统的侮辱。你给他点儿小费，无异于也给他侮辱啊。”

　　施特恩的眼睛里，闪出了微笑。“好的，”他跟莫罗佐夫说。“好的。”

　　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递给两个搬运工。他们傲然地接了过去。施特恩也傲然地将皮夹放进了口袋。两个搬运工彼此对视了一下。于是他们把奥蒲松椅子搬进了大篷车。照例把碗橱最后搬上去。当他们搬运的时候，转了个身，又让碗橱的右边，跟篷车碰撞了一下。茜尔玛·施特恩颤抖着，却不说一句话。而施特恩却连看都没有看见呢。他原来又在检点着签证和其他的证件。

　　“没有再比家具堆置在街头，更令人沮丧的了，”莫罗佐夫说。

　　现在是，华格纳家的东西搬放在那儿了。几把椅子，一张床，放在马路的中间，仿佛无耻而凄凉得很。两个手提皮包，皮包上贴着许多旅馆的招牌纸——维亚雷焦，加登大旅社，柏林亚德龙。一面镶着镀金框的旋转的镜台在街头反耀着。还有厨房里的器皿——这些东西，不知道为什么也要带到美国去。

　　“亲戚，”黎奥妮·华格纳说。“在芝加哥的几个亲戚，替我们安排了这一切。他们又汇了钱来。还为我们设法弄了签证。那只是一种旅行的签证。到了美国，我们必须去墨西哥。亲戚。我们的几个亲戚。”

　　她很怕羞。只要她觉得那些停步不前的人都望着她，便仿佛自己是个逃兵似的。因此她急于想走开，便帮着把东西搬上了篷车。转到另外一个角上，她似乎呼吸起来也自由得多。可是新的焦虑又来了。船会不会开呢？会不会准许她上岸呢？他们会不会把她赶回来呢？焦虑的事情，总是不断地发生的。已经是好几年了。

　　单身汉施托尔茨几乎只有书籍。一提包衣服，和他的藏书。初版本，古本和新书。他是一个肢体生得不很端正的人，长着红头发，性格很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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