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旋门(68)_雷马克

六八

　　【第十八章】

　　拉维克正从火车站走出来。他很疲倦，又很脏。在热气腾腾的车厢里，待了十三个小时，挤在一起的都是一些吃大蒜的人，一些猎人和猎狗，一些把鸡笼和鸽笼放在膝盖上的女人。而在上车以前，又在边境上呆了将近三个月之久——

　　他在香榭丽舍大道上走着。薄暗中有一点儿闪光。拉维克抬起头来观看。那闪光仿佛是从许多用镜子镶成的角锥体上发出来的，那些角锥体矗立在圆心广场的周围，把五月里最后那种灰色的光芒，来来回回地映耀着。

　　他站住了，更凝神地注视着。那真是许多用镜子镶成的角锥体。到处都是的，就在郁金香的花床背后，鬼怪似地重重叠叠地安放着。“那是些什么啊？”他问一个正在平整一畦新翻泥地的园丁。

　　“镜子，”园丁连头也不抬地答道。

　　“那我知道。上一回我在这儿可是没有的啊。”

　　“你好一阵子不来这里了吧？”

　　“三个月。”

　　“啊，三个月，这是最近两个星期才安装起来的。为了英王。他来这儿访问。这样，他可以看到自己的脸给镜子照出来啦。”

　　“妙极了，”拉维克说。

　　“当然啰，”那园丁却毫不惊奇地答道。

　　拉维克往前走去。三个月——三年——三天；时间是什么？它什么都不是而又什么都是。现在的事实是，栗树都在开花了——而先前，连一片叶子都还没有呢——德国又撕毁条约，占领了整个捷克——在日内瓦，一个名叫约瑟夫·布鲁门塔尔的难民，在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中，在国际联盟的总部门前开枪自杀了——在他自己胸腔的什么地方，还遗留着肺炎的创痛的残痕，那一场几乎送命的大病，是他在贝尔福用京特这个化名的时候生的——而现在，在一个酥软如女人乳防一样的晚上，他又回来了；所有这些事实，他都几乎不觉得惊奇。一个人接受这些事实，跟接受其他许多事情一样，总怀着一种宿命论的宁静心态，这种心态原是无依无靠时候的唯一武器。

　　天空，到处都是一样的，也永远都是一样的，覆盖着凶杀、憎恨、牺牲和爱情——树又开花了，毫无疑义地，一年又一年——青梅色的薄暮转变着，忽来忽去的，跟那些护照啊、叛变啊、失望啊、希冀啊都没有关系。重返巴黎，这是好的。走着，慢慢地走着，无思无虑地走着，在银灰色的光芒下，沿着这条街，那也是好的；能有这样一个时辰，仍然充满着只是暂时喘息一下的心情，充满着一种在交界线上逐渐更替的心态，在这里，一种遥远的哀愁和一种仅仅因为能够活着而经常出现的轻微的喜悦，仿佛天地接壤似地粘合融和起来，这也是好的——这是到达巴黎后的最初一个小时，人还没有重新遭受箭刺和刀戮——这种古怪的兽类的感觉，这种来自远处、去向远方的呼吸，这种微风，还没有掺杂着情感，沿着心灵的通道，经过事实的阴沉的火，经过过去那钉着钉子的十字架，经过未来那装着倒刺的铁钩，这种中间休止，这种动荡中的沉静，这种停顿的片刻，这种最公开也最秘密的存在形式，这种在世界的昙花一现中，永恒的并不重要的一次跳动——

　　＊＊＊

　　莫罗佐夫坐在国际旅馆那间有着棕榈盆景的房间里。他正在喝着一瓶沃莱白葡萄酒。“喂，鲍里斯，老朋友，”拉维克说。“我好像回来得很巧呢。那是沃莱酒吗？”

　　“还是那种酒。这一次是三十四年的。稍微甜了一点儿，味道也凶了一点儿。你又回来了，很好。已经三个月啦，是不是？”

　　“是的，比往常长了一些。”

　　莫罗佐夫摇摇桌子上那只老式的铃。那仿佛是乡村教堂里圣器看管人的铃声。“墓窟”里只有电灯，没有电铃。装了也不值得；难民不大敢摇铃。“你现在用什么名字？”莫罗佐夫问。

　　“还是叫拉维克。我在警察局里没有提起过这个名字。我只说我叫伏切克，纽曼和京特。随意的使用着。我倒不愿意放弃拉维克。我喜欢这个名字。”

　　“他们没有发现你住在这儿吧，是吗？”

　　“当然没有。”

　　“原来如此。否则他们会来搜查了。这样，你还可以住在这儿。你的房间还空着。”

　　“那个老太婆知道我出事了吗？”

　　“没有，谁也不知道。我告诉他们，你到卢昂去了。你的东西都在我那边。”

　　一个姑娘托着扁盆过来了。“克拉丽莎，拉维克先生要一杯酒，”莫罗佐夫道。

　　“噢，拉维克先生，”那姑娘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回来了吗？你去了不止六个月了，先生。”

　　“三个月，克拉丽莎。”

　　“不会的。我以为总有六个月啦。”

　　那个姑娘一转身走开了，不多一会，“墓窟”里的那个懒散的招待，手拿一个酒杯走了过来。他没有托扁盘；他在这儿服务了很久，可以这样随便了。他的脸上露出一种想要说点什么的表情，却给莫罗佐夫猜中了。“好的，简。你说拉维克先生到底离开多久了，你确切知道吗？”

　　“可是，莫罗佐夫先生！当然我是连日子都知道的！一起整整的——”他停顿了一下，等待着反应，然后微笑地说：“整整的四个半礼拜！”

　　“对啦，”拉维克不等莫罗佐夫回答，便这样说。

　　“对啦，”莫罗佐夫也答应着。

　　“当然啰。我是从来不会记错的。”简走开了。

　　“我不愿意让他失望，鲍里斯。”

　　“我也这样。我只是要让你知道，事情已经成为过去，时间的观念就淡薄了。那是一种慰藉，一种恐惧，或者也是一种无所谓的事情。我跟尼奥勃拉辛斯克卫团的贝尔斯基中尉，在一九一七年莫斯科分别的。我们是朋友。他往北穿过了芬兰。我却穿过了满洲和日本。八年以后，我们又在这儿见面的时候，我以为一九一九年在哈尔滨见过他，他却以为一九二一年在赫尔辛基见过我。居然时间相差了两年——空间相差了几千英里。”莫罗佐夫拿起酒瓶，酌满了一杯。“你瞧，至少我们还认识你的。那就给人一种家乡之感了，是不是啊？”

　　拉维克喝着酒。酒是冰冷而清淡的。“这次我又到过靠近德国边境的地方，”他说。“靠得近极了，在巴塞尔下去一点。路的一边属于瑞士，另一边属于德国。我在瑞士的边界里吃樱桃。可以把核吐到德国。”

　　“那也给你一种家乡之感吗？”

　　“不。却也不觉得离得太远。”

　　莫罗佐夫微笑了。“那我也理解。路上怎么样？”

　　“照例是那样。一句话，困难得多了。他们在边境上防守得更严。有一次我在瑞士给他们抓住了，又有一次在法国。”

　　“为什么你从没有写过一封信来呢？”

　　“我不知道这儿的警察会管制得怎么样。有时候，他们会有一股子劲的。还是不要跟任何人冒险的好。总而言之，我们都没什么可谈。打仗时的老办法，静静地躲着，溜走。你以为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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