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娜·佩帕莱和彼得·帕普金命中注定的姻缘(3)_里柯克

赞娜·佩帕莱和彼得·帕普金命中注定的姻缘(3)

　　帕普金知道自己不是英雄。当赞娜一如既往地把双手握在一起，神采飞扬地谈起十字军骑士、各类战士、消防队员和一般意思上的各种英雄时，帕普金立即明白他该成为哪一类人了。但现在他还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事实如此。假如玛丽波莎爆发战争，或是法官府受到德国人侵略的话，他或许还有机会成为英雄。可依目前情况看，还是希望渺茫。

　　另外还有赞娜的父亲，上天知道帕普金为取悦于他费了多少心思。无论佩帕莱法官提出什么主张他都表示赞同，这可得在心智上有相当的柔韧性才成。今天他们抨击妇女拥有选举权，明天又主张妇女应该有选举权。今天法官声称劳动运动正在侵蚀国家的生命中枢，可明天他又说只有劳苦大众组织起来世界才有希望。帕普金的观点就这样跟着一变再变，就像万花筒中的彩色玻璃片变幻莫测一样。他获准保持坚定不移看法的唯一的东西，是加拿大保守党的纯洁性和法官罢免书的可怕的邪恶性。

　　但即使有这一切讨好之举，法官对帕普金仍然不能仁厚以待。尽管玛丽波莎的所有银行职员一般都把佩帕莱法官的住宅视为他们自己的，但在赞娜把帕普金带回家之前，法官从没有主动邀请过他。而在帕普金走后，法官常常坐下来对他大肆嘲笑一番，气得赞娜扔下《德肯色区的开拓者》，愤愤不平地离开游廊进入卧室。然后法官会立即改变态度，重新点燃他那支玉米穗轴做的烟斗，面带不折不扣的满意的微笑，坐下来开始自享其乐。所有这一切之中还有某种很玄乎的东西，它是那么叫人捉摸不透，足以证明帕普金先生的所有机会都是了无指望的。

　　证明希望渺茫的还不止这点哩。帕普金的年薪是八百元，而按汇兑银行的规定年薪一千元以下的职员是不能结婚的。

　　我想你已注意到玛丽波莎各银行暴虐的资本主义压迫了。这些银行里有不少成熟而有经验的男职员，他们都在十九、二十和二十一岁之间，可婚姻对他们来说却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他们被迫靠玛丽波莎饭店的餐券活命，为迎合一群资本家的古怪念头而挤住在银行的集体宿舍里。

　　无论何时，帕普金只要一想到那两百元的差距，就会明白社会不安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事实上，他就是依据这一点来解释所有的社会不满的。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劳工运动，亨利·乔治，洛伊德·乔治——对所有这一切，他只要一想到他那不足的两百元钱就全理解了。

　　在这段时间里，帕普金先生攻读了《伟大革命家回忆录》，他甚至想过用炸药把亨利·穆林斯干掉。听我这么一介绍，你马上就会明白帕普金的心境了。

　　但所有这一切妨碍帕普金和赞娜结合的重重障碍竟没有促使他自杀（噢，对了，他曾自杀过三次，往后我会一一道来），那是因为他早已明白：在他和赞娜之间永远横亘着另一种无情无义的现实，它使得他们的爱情注定是没有指望的。

　　自从他和赞娜相识那一刻起，他就模糊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每一次他试图向她介绍他的身世和他父亲的情况，总是有某种东西梗住他的喉咙，这时候他对横亘于他们之间的东西也就认识得益发清楚了。而当他得知他父母要来玛丽波莎看他时，他的心情突然变得异常沉重，仿佛大难就要临头了，因此他千方百计地阻止他们来玛丽波莎。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阻止他们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帕普金为他们感到羞耻，为他们感到无地自容。一想到他母亲和父亲会在玛丽波莎露面，会被他的朋友们看见，还会去佩帕莱家登门拜访，他就会羞愧得简直要晕过去。

　　不，我并没有说这样做有什么错。它只不过表明了不同的命运——有钱和没钱的差别在这个世界上意味着什么。你也许够幸运的，没有机会体会为自己的父母的社会地位感到羞愧是何种滋味。你会觉得那没多大关系，重要的是为人诚实和心地善良。但你若是这样想的话，只说明你对命运不如你的人的某些痛苦情感还一无所知。

　　帕普金先生正好处在这种痛苦之中。他一想到他的父亲和母亲要在玛丽波莎露面，他就会满面通红，羞愧得无地自容。

　　只需想象一下那种情景就够他受的了！他可以想见他们从高级大轿车里走出来的情景，是司机为他们开的车门。他父亲要在玛丽波莎饭店租一套房间——请想一想，一套房间呀！

　　一想到这些他就浑身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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