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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我们走出门外,从拱廊下绕过去,到伊鲁涅咖啡馆去喝咖啡。科恩说他要去刮刮胡子。

  “告诉我,”比尔对我说,“这次下的赌注我有希望赢吗?”

  “你的运气糟透了。他们到哪儿也从没准时过。如果他们的钱没汇到,他们今晚绝对到不了。”

  “我一张嘴,当时就懊悔了。但是我不得不激他摊牌。我看他这个人不坏,可他从哪儿得悉这内情的呢?迈克和勃莱特不是跟我们说好了要到这里来的吗?”我看见科恩从广场上在走过来。“他来了。”“噢,得让他改一改自大的毛病和犹太人的习气啦。”

  “理发店关着门,”科恩说。“要到四点才开。”

  我们在“伊鲁涅”喝咖啡,坐在舒适的柳条椅里,从凉爽的拱廊下面朝大广场望去。一会儿之后,比尔回去写信,科恩上理发店。理发店仍然没有开门,所以他决定回旅馆去洗个澡,我呢,还在咖啡馆门前坐着,后来在城里溜达了一下。天气很热,我一直挑路的背阴一侧走,穿过市场,愉快地重新观光了这座城市。我赶到市政厅,找到每年给我预订斗牛票的那位老先生,他已经收到我从巴黎寄来的钱,续订好了票子,所以一切都安排妥当了。他是档案保管员,城里的全部档案都放在他的办公室里。这和这段故事无关。但反正他的办公室有一扇绿粗呢包的门和一扇厚实的大木门。我走出来,撇下他一人坐在排满四壁的档案柜之间,我关上这两道门,正走出大楼要上街的时候,看门人拦住了我,给我刷掉外衣上的尘土。

  “你准是坐过汽车了,”他说。

  领子后面和两肩都沾满了灰蒙蒙的一层尘土。

  “从巴荣纳来。”

  “哎呀呀,”他说。“从你这身尘土我就知道你坐过汽车了。”于是我给了他两个铜币。

  我看见那座大教堂就在街道尽头,就向它走去。我第一次看见这大教堂时,觉得它的外表很不顺眼,可是现在我却很喜欢它。我走进大教堂。里面阴沉而幽暗,几根柱子高高耸起,有人在做祷告,堂里散发着香火味,有几扇精彩的大花玻璃窗。我跪下开始祈祷,为我能想起来的所有人祈祷,为勃莱特、迈克、比尔、罗伯特·科恩和我自己,为所有的斗牛士,对我爱慕的斗牛士单独一一为之祈祷,其余的就一古脑儿地放在一起,然后为自己又祈祷了一遍,但在我为自己祈祷的时候,我发觉自己昏昏欲睡,所以我就祈求这几场斗牛会是很精彩的,这次节期很出色,保佑我们能钓几次鱼。我琢磨着还有什么别的事要祈祷的,想起了我需要点钱,所以我祈求能发一笔大财,接着我开始想该怎样去挣,一想到挣钱,我就联想到伯爵,想到不知道他现在哪里,感到遗憾的是那天晚上在蒙马特一别就没有再见到他,还想起勃莱特告诉我有关他的一些可笑的事儿。这会儿我把额头靠在前面长木凳的靠背上跪着,想到自己在祈祷,就感到有点害臊,为自己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天主教徒而懊悔,但是意识到我自己对此毫无办法,至少在这一阵,或许永远,不过,怎么说天主教还是种伟大的宗教,但愿我有虔敬之心,或许下次来时我会有的;然后我来到灼热的阳光下,站在大教堂的台阶上,右手的食指和拇指依然湿漉漉的,我感到它们在太阳下被晒干了。阳光热辣辣的,我靠着一些建筑跨过广场,顺着小巷走回旅馆。

  那晚吃晚饭时,我们发觉罗伯特·科恩已经洗过澡,刮过胡子,理了发,洗了头,并且为了使头发不翘起来,洗完后还擦了点什么油。他很紧张,我也不想宽慰他。圣塞瓦斯蒂安来的火车九点到达,如果勃莱特和迈克来的话,他们该坐这一趟。九点差二十分,我们还没有吃完一半,罗伯特·科恩就从饭桌边站起来,说他要到车站去。我存心戏弄他,就说要陪他一起去。比尔说,要他离开饭桌可得要他的命。我说我们马上就回来。

  我们走到车站。我因科恩神经紧张而幸灾乐祸。我希望勃莱特在这班火车上。火车到站晚点了,我们在车站外面的黑地里,坐在推行李的手车上等着。我在非战时的生活中,从没见过一个人象罗伯特·科恩此时这么紧张,这么急切。我感到怪有趣的。这种高兴的情绪是恶劣的,可我的情绪确是很恶劣。科恩就有这种奇特的本事,他能在任何人身上唤起最丑恶的本质。

  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远在高地另一头的下坡传来火车汽笛声,然后看见火车的前灯从山坡上一路过来。我们走进车站,和一群人一起紧挨在出站口站着,火车进站停下,旅客开始通过出站口走出来。

  人群里没有他们。我们一直等到旅客全部出了站,乘上公共汽车、出租马车或者和他们的亲朋穿过黑暗朝城里走去。

  “我早知道他们是不会来的,”罗伯特说。我们走回旅馆。

  “我倒以为他们可能会来的,”我说。

  我们走进旅馆时,比尔正在吃水果,一瓶酒快喝光了。

  “没来,呃?”

  “是的。”

  “明儿早晨给你那一百比塞塔行吗,科恩?”比尔问。“我的钱还没有换呢。”

  “嘿,不必了,”罗伯特·科恩说。“我们赌点别的吧。斗牛赛能赌吗?”

  “可以嘛,”比尔说,“但是大可不必。”

  “这等于拿战争来打赌一样,”我说。“你不必有任何经济方面的得失心。”

  “我太想看斗牛了,”罗伯特说。

  蒙托亚走到我门餐桌边来。他手里拿着一封电报。“是给你的。”他把电报递给我。

  电文是:夜宿圣塞瓦斯蒂安。

  “这是他们打来的,”我说。我把电报塞进口袋。要在平时我就给大家看了。“他们在圣塞瓦斯蒂安过夜,”我说。“他们向你们问好。”

  我不知道当时是什么原因驱使我去调弄他。当然,今天我明白了。他的艳遇使我感到一种毫无理性的、跟人过不去的忌妒。尽管我把这回事看作理所当然,也无法改变自己的感触。我当时确实恨他。我看,起先我也并不真心恨他,直到他在就餐时表现出那种无所不知的样子——这还不算,还去理发、洗头、搽油什么的闹了一通。所以我把电报装进了口袋。电报反正是打给我的嘛。

  “就这样吧,”我说。“我们该乘中午的公共汽车到布尔戈特去。他们要是明儿晚上到的话,可以随后再来。”

  从圣塞瓦斯蒂安开来的火车只有两班,一班是清晨到,另一班就是方才我们去接的。

  “这倒是个好主意,”科恩说。

  “我们越早赶到河边越好。”

  “什么时候走对我都一样,”比尔说。“越快越好。”

  我们在“伊鲁涅”坐了一会儿,喝了咖啡,然后出来走一小段路到了斗牛场,再穿过一片地,在悬崖边的树丛下俯视笼罩在黑暗之中的河流,回来后我早早就上床了。比尔和科恩在咖啡馆大概一直待到很晚,因为他们回旅馆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买了三张到布尔戈特去的公共汽车票。车子预定在两点开。没有再早的车了。我坐在“伊鲁涅”看报,只见罗伯特·科恩从广场上走过来。他走到桌边,在一把柳条椅上坐下。“这家咖啡馆很舒适,”他说。“昨晚你睡得好吗,杰克?”“睡得象死过去一样。”“我没睡好。我和比尔在外面待得也太晚了。”

  “你们上哪儿去啦?”

  “就坐在这里。等这儿打了烊,我们到另外那家咖啡馆去。那里的上了年纪的主人会讲德语和英语。”

  “是苏伊佐咖啡馆。”

  “就是那家。那老头挺好。我看那家咖啡馆比这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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