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与毁灭(51)_菲茨杰拉德

五十一

　　这是他有生以来醉得最严重的一次，醉到根本不知道自己喝醉了。当他们回到家，他走进自己的房间，他的心仍为刚才自己做的事而抑郁挣扎，无法自已。

　　午夜一点过后，无法合上眼入睡的葛罗丽亚，穿过显得特别安静的房屋大厅，推开安东尼的房门。先前他因为窒闷而将窗户打开，空气里弥漫着威士忌的浓浊气味。她在他的床边站了一会儿，身穿男孩子气的丝质睡衣，衬托她修长、精致而优雅的身材——然后她纵身投向他，发狂似的抱着半睡半醒的他，她的热泪滴落在他的喉间。

　　“噢，安东尼！”她哭得很激动，“噢，我最亲爱的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然而到了次日，他一大清早就到她的房间，跪在床前，像个小男孩般地哭泣，仿佛他的心已碎了。

　　“昨天晚上，”她嘶哑地说，手指拨弄着头发，“似乎，你所深爱的那个部分的我，那个值得了解的部分，所有的骄傲和热情，都已经死了。我知道剩下来的自己依然会爱着你，却永远没办法跟以前一样了。”

　　不过，即使在当下，她也很清楚这件事会随着时间逐渐淡忘，生命即是如此，甚少对人迎头痛击，而是慢慢地消磨。经过那个早晨后，这件事便从来没有再被提起过，而这深刻的创伤也经由安东尼的手逐渐痊愈了——如果真要说有胜利者的话，那应该是属于某种更黑暗的力量，它才是最后的赢家，而非他们两人。

　　尼采式的插曲

　　葛罗丽亚的独立个性，就像她所有真诚而发自内在的特质，刚开始都是难以察觉的。然而，一当她注意到安东尼为发现所发现时，它便几乎成为一种行为上的惯例。从她所说的话，可以大胆假设，她所有的精神和活力，都用于极力肯定一个负面法则“什么都不必在乎”为真。

　　“不要在乎任何事情或任何人，”她说，“除了我自己，及我的延伸，和安东尼你。所有生命都依循这个法则而行，就算不是，至少我自己是那样认为的。没有人会为了我做任何事，除非他们因此而得到满足，所以我也很少为他们做什么。”

　　当葛罗丽亚说这些话时，她正置身于全马利塔最有教养的女士家的阳台。然而话才说完，她便发出一声奇怪的呼喊，晕倒在阳台的地板上。

　　女士扶着她，开她的车把葛罗丽亚送回家。一般都认为，算算葛罗丽亚也应该要怀孕了。

　　她躺在楼下的长沙发上，温暖的白日在窗外悄悄流逝，余光轻触着阳台廊柱上的玫瑰。

　　“这中间我唯一想到的，就是对你的爱，”她呜咽地说，“我珍视自己的身体是因为你认为它是美丽的，而我这样的身体——也是你的——却要让它变得丑陋、曲线全无吗？我完全无法忍受。噢，安东尼，我真的不是因为怕痛。”

　　他极力抚慰她——却是徒劳。她继续说：

　　“然后，结果是我的屁股因此变宽了，人也变得苍白，我的好气色将永远不再，头发也失去光泽。”

　　他双手插在口袋，来回在地板踱步，问：

　　“确定会这样吗？”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最恨妊娠了，随你怎么说。我想，以后我还是会有个小孩的，但却不是现在。”

　　“噢，看在老天的份上，不要躺在地上哭。”

　　她的啜泣渐停，从满室的昏暗中获得平静的慰藉。“把灯打开，”她恳求，“最近日子过得好快——似乎六月特别是——这样——当我还小时，觉得时间比较长。”

　　灯光的开关打开，顿时，窗外和门外仿佛垂下了柔软的深蓝色丝质帘幕。她的苍白，她的沉静，现在已没有悲哀也没有喜悦，唤起了他的同情。

　　“你希望我有小孩吗？”

　　“对我而言没有差别，也就是说，我是中立的，如果你怀孕，我有可能会感到高兴，如果你没有——那么，也没什么不好。”

　　“我真希望你可以下定决心选一个！”

　　“假设是你来决定。”

　　她轻蔑地看着他，不屑回答。

　　“你以为凭你那发光的尊严，就可以跟全世界的女人有所不同？”

　　“我能怎么做！”她愤怒地大喊，“对她们而言无所谓尊严不尊严，而是生存的一个借口，这是她们唯一擅长的一件事，但对我而言，这是一种侮辱。”

　　“嘿，葛罗丽亚，无论你怎么样，我都会陪在你身边，可是看在老天的份上，至少保持一点风度。”

　　“噢，不要对我发脾气！”她呜咽。

　　他们彼此互换一个无言的眼神，没有特别的用意，却充满了压力。然后安东尼从柜子取出一本书，跌坐在椅子上。

　　大约半小时以后，她出声打破弥漫在整个房间如焚香般的沉重僵局。

　　“明天我会开车出去拜访康斯坦丝·马利安。”

　　“好啊，我也要回泰瑞镇去看祖父。”

　　“你知道，”她又说，“不是因为我害怕——不管是这件事还是其他任何事，我只是想忠于自己，你知道的。”

　　“我知道。”他同意。

　　实际的男人

　　亚当·帕奇，由于以一种虔诚的态度憎恨德国人，每天以战争新闻为他的精神粮食。他的墙上用别针贴满了地图；桌上则堆满了各式图集方便他随时取用，有《世界大战照片史》（PhotographicHistoriesoftheWorldWar）、官方说法，和战地特派员及士兵甲、乙、丙的《个人见闻》（PersonalImpressions）。有好几次安东尼去拜访祖父时，他的秘书爱德华·萧妥沃兹，过去是帕奇家在霍博肯（Hoboken）地区的“机械工”，现在则以一种正当的义愤填膺姿态出现，却仍同样地碍眼。老人对每份报纸都加以抨击，完全不知疲累为何物，把每一篇以他的角度看值得保留的专栏剪下来，把它们塞进近乎爆满的档案夹。

　　“那么，你最近在做什么？”他和蔼地问安东尼，“无所事事？嗯，我想也是，整个夏天，我就一直想着要坐车到处走走，顺便去看你。”

　　“我在写作，你不记得我寄过论文给你——就是去年冬天卖给《佛罗伦萨人》的那本？”

　　“论文？你从来没寄过论文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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