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上的五星期(2)_凡尔纳

二

　　可以想象得到，弗格森年青时代在世界各地进行冒险活动期间，他的这些倾向发展到了什么地步。弗格森的父亲是位有见识的人，自然不会忽略发展孩子敏捷的智力。他让儿子认真学习了水文学、物理学和力学，此外，又附带让他学了一点儿植物学、医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知识。

　　可敬的船长去世时，弗格森·弗格森22岁，但是已经周游了世界。他曾加入过孟加拉工程兵部队，而且在好多次战斗中立功。然而，他对这种军人生活并不满意。他不愿意指挥别人，也不喜欢别人对他吆三喝四。他提出了退役。而后，他边打猎，边采集植物，重新登程去印度半岛北方旅行。从加尔哥答到苏拉特，他穿越了整个半岛。对他来说，这不过是旅行爱好者的一次平常散步而已。

　　在苏拉特，我们看见他动身去了澳大利亚。1845年，他在那里参加了斯特尔特（1759—1869，澳大利亚探险家，着有《深入澳大利亚南部的两次探险》和《澳大利亚中部探险记》）船长的远征探险队，这支探险队受委托寻找人们猜想存在于新荷兰（澳大利亚的旧名）中部的那个内陆海。

　　弗格森·弗格森在1850年前后返回英国，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着魔于旅行探险。他又去远征队陪同麦克·鲁尔船长一起从白令海峡环绕美洲大陆到达费尔韦尔角（位于新西兰）。这次远征直到1853年才告结束。

　　不管什么样的劳顿困苦，无论气候如何恶劣，弗格森的体质居然不可思议地抵挡得住。甚至在一无所有的最恶劣环境中，他也能生活得悠然自得。他是那类地道的旅行家：胃可以任意收缩、扩张；腿可以按临时床铺的长短蜷屈伸展；白天随时可以入睡，晚间随时能醒来。

　　因此，我们发现这位永不知疲倦的旅行家，在施拉京特魏特兄弟的陪同下，从1855到1857年访问了西藏的整个西部地区，并且带回一些稀奇的人种学方面的观察报告，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这几次旅游期间，弗格森·弗格森成了《每日电信报》最活跃、最引人注目的通信员。这家报纸很便宜，一便士就能买一份。该报的日发行量虽高达14万份，不过仅勉强满足数万读者的需要而已。所以，尽管弗格森博士不是任何学者团体的成员，既不是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或圣·彼得堡皇家地理学会成员，也不是旅行者俱乐部的成员，更不是皇家工艺学会成员（他的朋友统计学家科克伯恩是该会头面人物），他的名字仍然为人熟知。有一天，他的这位学者朋友逗他寻开心，甚至要他解答这么一个问题：已知博士环绕地球走过的里数，由于半径不同，问他的头比脚多行多少里路？或者说已知博士的脚和头经过的里数，精确算出他的身高，误差不超过1法寸（1法寸约合2.25毫米）。但是，弗格森对那些学者团体总是敬而远之。因为他是埋头实干、不愿多言的人，他认为把时间用于探索和发现比争来论去、高谈阔论强得多。

　　据说，一天一位英国人特意来日内瓦观赏日内瓦湖。他上了一辆老式马车，这种车像公共马车一样，座位在车内的两侧。无巧不成书，我们这位英国人恰恰被安排坐在背对湖的一侧。车稳稳地绕湖一圈，这期间他甚至就没想到扭回头去瞧一眼，最后，竟然还高高兴兴地离开日内瓦湖回伦敦了。

　　弗格森博士在旅行期间却回过头，而且还不止一次。正因为如此，他才看到了许多东西。再说，这也是他的天性所至。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他有点宿命论思想。其实他就是位彻头彻尾的宿命论者。他相信命运，甚至相信天意。他觉得自己与其说是被吸引，倒不如说是被某种力量驱使，去旅行和周游世界的。就像一辆火车头，不是自己引着自己走，而是道路领着走。

　　“我是不赶路的，是路在赶我。”他常常这样说。所以，难怪他那么镇静地面对皇家学会的掌声了。他没有丝毫傲气，也没半点虚荣。他不在意这些小事。他认为给弗朗西斯·M××爵士谈的这个建议很平常，因此，压根儿就没发觉自己竟由此引起巨大波澜，成了风云人物。

　　会议结束后，有人陪同博士来到帕尔玛尔大街的“旅行者俱乐部”。在那里，大家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从饭桌上鱼的大小可看出被邀的人物何等重要。尤其是搬到筵席中的那条鲟鱼，身子几乎与弗格森·弗格森本人一样长。

　　人们痛饮着各种法国葡萄酒，为在非洲大陆探险而享有盛誉的旅行家们频频举杯致意。为他们的健康而干，为他们的荣誉而喝。人们甚至按照旅行家们名字的字母顺序（这可是地地道道英国化的）依次祝酒：阿巴迪、亚当斯、亚当森安德森、为……（原着此处列举了近一百二十个旅行家的名字，本文省略）。最后，为弗格森·弗格森博士举杯。后者意欲用他非同寻常的尝试，把前面这些著名旅行家的劳动成果汇成一体，补充完备有关非洲大发现方面的系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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