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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十四世纪,伊苏屯还有一万六七千人口,等于里戈尔时代的一半。查理七世在城内有所行宫,至今还在,到十八世纪为止本地人都叫做“王上的屋子”。那时伊苏屯是羊毛买卖的中心,供应一部分的欧洲;城内大规模制造呢绒,帽子和上等小山羊皮手套。路易十四时代,伊苏屯出过布达卢和巴隆,①始终被称为优美漂亮,谈吐文雅,人物高尚的城市。普帕神甫②在《桑塞尔地方志》中说,伊苏屯的居民在贝里人中间特别聪明细腻,富有情趣。现在这种光彩这种才气完全看不见了。城市的面积还证明当年的地位重要,人口却只有一万二,还包括圣帕泰尔讷,维拉特,罗马,云雀四大城关的种葡萄的在内,而四个城关简直等于四个小城。布尔乔亚的住宅象凡尔赛的一样分散在街上。经营贝里羊毛的市场仍旧保留,但是已经受到威胁,因为到处都在改良羊种而贝里人不愿意革新。伊苏屯的葡萄酒只销在两个省府之内,倘用勃艮第和加斯科涅的方法制造,一定成为法国名酒之一。可惜当地的规矩是样样照老辈的办法,绝对不能创新。

  例如种葡萄的始终在发酵阶段让葡萄梗子留在桶里,把一种明明能开辟财源,振兴市面的酒弄得好不难吃。据说葡萄梗的涩味会随着年代而变,并且就靠这涩味,伊苏屯的酒才能保存到上百年之久!种葡萄的人说的这个理由在酿酒学上相当重要,值得公开。布列塔尼人纪尧姆③在长诗《腓列比特》中就有几句诗赞扬。

  ①布达卢(1632—1704),有名的散文家;巴隆,莫里哀剧团中的演员。但作者这一段考据并不正确。布达卢生于布尔日,巴隆生于巴黎,只有巴隆的父亲才是伊苏屯人,他是一个中途下海而并不出名的演员。

  ②普帕(1729—1796),一个赞成政治革新的教士。

  ③布列塔尼人纪尧姆(约1150—1224),法国诗人。

  可见伊苏屯的衰落是由于思想停滞到了麻痹的程度,只举一件事情就可知道。巴黎到图卢兹的公路,在维耶尔宗和沙托鲁中间的一段自然应当经过伊苏屯,那比现在经过瓦当的路线短得多。但伊苏屯的首脑人物和市参议会,据说的确经过开会讨论,要求改道瓦当,理由是伊苏屯有了公路,物价会上涨,鸡可能卖到三十铜子一只。这样的例子只见之于撒丁岛上最蛮荒的区域,也是古代人口极稠密,极富庶,而如今变为一片荒凉的地方。国王查理-阿尔贝①抱着促进文明这样一个高尚的愿望,决定在岛上第二大城萨萨里和卡利亚里之间筑一条壮丽的公路,也是撒丁大草原上唯一的公路。直接的路线应当经过博诺尔瓦,那个区域住着一个桀骜不驯的民族,很象我国的阿拉伯部落,也是摩尔血统。博诺尔瓦的蛮子看到要被文明侵入了,根本不耐烦开会讨论,就表示反对。政府置之不理。不料第一个测量员去插下第一根测量棒,头上就中了一颗子弹,死在测量棒下。政府没有追究,立即改变路线,绕道三十二公里。

  ①一八三二至一八四九年间的撒丁国王。

  再说伊苏屯:只在当地销售的葡萄酒价钱越来越跌,布尔乔亚要求物价低廉的愿望固然满足了,种葡萄的却越来越受耕作成本和捐税的压迫,到了破产的地步,正如当地的羊毛买卖因为不能改良羊种而濒于绝境。乡下人在每样东西上都痛恨改革,即使觉得改了对他们有利也是如此。有个巴黎人在乡下看见一个工人一顿晚饭吃了大量的面包,奶酪,蔬菜,告诉他改吃一部分肉类可以营养更好,花钱更少,干的活更多,精力也不至于消耗太快。那贝里人承认这笔账算的对,却回答说:

  “可是先生,那些闲话怎么办呢?”

  “什么闲话?……”

  “是吗,人家看了要怎么说呢?”

  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地主的土地上,据那地主说:“那么一来,他会给地方上当作话柄,以为他跟布尔乔亚一样有钱;他怕公众的舆论,怕人在他背后指手划脚,怕人当他身体不行或者有病……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就是这样!”

  许多布尔乔亚说到最后这句,暗里含有骄傲的意味。

  在乡下,农民一向没人关心,无知与守旧的风气固然牢不可破;可是伊苏屯城内也奄奄无生气。每家人家生怕坐吃山空,只会拼命俭省,彼此不相往来。社会上缺乏对抗的势力,谈不上活跃的生活,不象中世纪的意大利城邦有两种力量冲突而显得生气勃勃。伊苏屯早已没有贵族。十二世纪的土匪流寇,十四世纪雅各团的农民起义①,后来的宗教战争和大革命,把本地的贵族阶级整个儿消灭了。城里人对这个胜利十分得意。他们以维持物价低廉为理由,始终拒绝驻扎军队,因而得不到与军队接触的好处,和时代失去了联络。一七五六年以前,伊苏屯还是驻屯军人认为生活最愉快的一个城市。后来,德·夏普侯爵有个儿子当龙骑兵军官,为私情被杀,也许死得并不冤枉,但对方杀害的手段太卑鄙了;侯爵和区法院大法官②打了一场轰动全国的官司。从那时起,伊苏屯不再驻扎军队。即使内战时期①一度驻过第四十四团,那次驻军的性质也根本不能恢复居民和军人的正常关系。

  ①指一三五八年爆发的法国农民起义,又称扎克雷起义。

  ②与龙骑兵军官调情的便是这位大法官的妻子。

  ①指大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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