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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领事把信收起,锁在皮包里,补了一句:“于是,伯爵夫人死了。”

  “伯爵还在不在呢?”大使问,“七月革命以后,政治舞台上看不见他了。”

  领事说:“德·洛拉先生,你可记得有一回看见我送一个客人上船吗?……”

  “一个头发雪白的,一个老头儿是不是?”画家问。

  “一个四十五岁的老头儿!到意大利南部去疗养和散心。

  那老人便是我可怜的朋友,我的保护人,经过热那亚跟我告别,同时把他的遗嘱交托给我。他叫我给他的儿子当监护人。

  我也用不着再把奥诺丽纳的遗言告诉他了。”

  德·图希小姐问:“奥斯塔男爵,他可明白自己做了刽子手吗?”

  领事回答说:“他是猜到真相的,所以活不下去了。他搭船上那不勒斯,我送他出了海再坐小船回来。告别的时候彼此恋恋不舍,我怕那就是永诀了。我们都喜欢参与我们爱情的秘密的人,特别在爱侣故世之后。奥克塔夫对我说:‘这样的人有种魔力,身上有一道光轮罩着。’伯爵踱到船首,望着地中海;碰巧那天天气很好,大概他被当时的景色感动了,对我又说了最后几句话:‘为了改善人性,真应当研究一下究竟是怎样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使我们不顾理性,把一个神仙般的女子为了片刻的欢娱而牺牲?我良心上听到那些呼号。并且呼号的不仅是奥诺丽纳一个人。而这竟是我亲手造成的!……我悔恨交集,痛心极了!过去我在佩延讷街为了得不到欢娱而恹恹欲绝;将来在意大利,我要为了已经体验过的欢娱而恹恹欲绝!……两个同样高尚的心灵,他们的不调和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阳台上大家相对无言,静默了一会。

  “她算不算贞洁的呢?”领事问在座的两位太太。

  德·图希小姐站起来,搀着领事的手臂离开众人走了几步,说道:

  “男人来找我们,把一个少女娶过去做了他们的妻子,心中却存着许多天使般的形象,拿我们跟一些无名的敌手相比,跟一些往往是从许多回忆拼凑起来的、完满的标准相比,结果老是觉得我们望尘莫及。由此看来,男人不是也有罪过吗?”

  “小姐,倘若有人把热情作为婚姻的基础,您这批评是对的;而这便是那对夫妇的错误。要是男女双方都有盲目的爱情,那种婚姻生活简直是尘世的天堂了。”

  德·图希小姐和领事分开了,接着克洛德·维尼翁过来找她,凑着她的耳朵说:

  “德·奥斯塔先生未免有些自鸣得意。”

  她也凑着他的耳朵回答:“不,他还没猜到奥诺丽纳可能爱他呢。”她看见领事夫人正在走来,又说:“噢!他太太把故事听了去了,算他倒霉!……”

  大钟打了十一点,所有的客人都沿着海滨步行回去。

  “生活不完全是这样的,”德·图希小姐说,“象那样的女子真是太少了,也许聪明得出奇了,可以说是一宝!人生是各种不同的变故、痛苦和欢乐交替组成的。但丁诗中的天堂当然是理想的最高表现,但那种永远不变的蓝天只存在于心灵中间,向现实的人生去要求未免是奢望,而且时时刻刻要引起天性反抗的。对于这一类追求理想的人,只要给他一间六法尺大小的静室,和一张跪着祈祷的凳子就行了。”

  “一点不错,”莱翁·德·洛拉说。“可是不管我怎么下流,我仍不由得钦佩一个和伯爵夫人差不多的女子,能够住在一个画家屋里,与画室为邻,从来不下楼见客,也从来不到街上玷污她的鞋子。”

  “在几个月之内是可能的,”克洛德·维尼翁的口气挖苦得厉害。

  可是大使回答德·图希小姐说:“奥诺丽纳并非独一无二的例子。有个男人,还是干政治的,又是笔下很尖刻的作家,别人就是这样爱他的。后来他在决斗中死去;打死他的那颗子弹不单打中了他一个人,他的情人因此也差不多进了修道院。”①

  ①此系当时的实事。法国政论家阿尔芒·卡雷尔(1800—1836)恋一弃妇米莉·布道尔太太。卡氏的政敌,记者爱弥尔·日拉登在报上影射此事,卡乃与对方决斗,中弹身死。布道尔太太从此闭门谢客。

  “那么这个时代还有些伟大的心灵了!”卡米叶·莫潘说着,靠着堤上的栏杆,若有所思地愣了一会。

  一八四三年一月于巴黎

  [傅雷/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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