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诺丽纳(8)_巴尔扎克

八

　　一八二六年年初，大概伯爵把我的为人看清楚了；我们的关系也到了上司与下属不能更亲密的程度。他对于我的前程并没说过一句话，只是象老师与父亲一般教导我：常常要我为他最繁重的工作搜集材料，起草报告；他一边修改，一边指出他和我的观点有哪些地方不同，对法律条文的解释有什么分别。等到后来我办的一件稿能当作他亲自办的一样送出去时，他那种高兴的表示等于我最大的报酬，而他也体会到我这种心情。这个小小的插曲，对一个表面上这么严峻的人居然发生很大的作用。伯爵对我，用法律术语说，已经下了最后一审的判决：他捧着我的头，亲着我的额角，说道：

　　“莫里斯，你已经不是我的同伴了，我还说不上将来你跟我究竟是什么关系，倘若我的生活不变，也许会把你当作儿子看待！”

　　伯爵把我带到巴黎最高级的人家，让我坐着他的车，带着他的跟班去作他的代表；那种机会真是太多了，因为他往往正要出发的时候，突然改变主意，叫了一辆街车走了，上哪儿去呢？……简直是一个谜。我从人家招待我的态度上猜到伯爵对我的心意，知道他事先把介绍的话说得多么郑重。他象做父亲一般的体贴，非常豪爽地满足我的需要，而我的知情识趣更使他时时刻刻想到我。一八二七年一月将尽的时候，我在赛里齐伯爵夫人家赌运极坏，输了两千法郎，却不愿意在我经管的账上支付。第二天我心里想：“我是向舅舅要这两千法郎呢，还是靠伯爵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我采取了第二个办法。他正在用早餐，我对他说：

　　“昨天我手气坏极了，心里一火，便继续赌下去，输了两千法郎。您能答应我在本年的薪水中预支吗？”

　　“不，”他很可爱的笑了笑，“在交际场中赌钱，应当有笔赌本。你先拿六千法郎，把赌债还掉；从今天起，咱们各半负担；既然你常常出去作我的代表，至少不能让你的自尊心受到委屈。”

　　我听了并不向伯爵道谢。我跟他之间，道谢的话似乎是多余的。这点儿微妙的地方，足以说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性质。

　　虽然如此，我们还没到推心置腹的地步；他没有把我在他私生活中摸索出来的隧道打开给我看，我也没对他说：“您怎么啦？有什么痛苦呢？”他深更半夜跑在外面干什么？我作他秘书的坐着自备马车回家，他却常常雇着街车，或竟一步一步走回来！一个这样虔诚的人难道受着什么不正当的嗜好腐蚀，而假仁假义地瞒着人吗？还是胸中存着某种嫉妒的心理，比奥赛罗还藏得紧，而他花尽心力想满足那个心理吗？还是私下养着什么低三下四的女人？有天早上，我记不起在哪个铺子里付了账回来，在圣保罗教堂与市政厅之间，撞见奥克塔夫伯爵和一个老婆子讲话讲得那么紧张，甚至没看到我。

　　那老婆子的相貌使我有种说不出的疑心；尤其因为看不见伯爵把积蓄花到哪儿去了，我的疑心更有了根据。你们想，要我来监视主人的行动，岂不可怕？那时我知道他有六十万法郎以上可以存放，倘若存了定期储蓄，以他对我在金钱方面的信任而论，我不会不知情的。有时伯爵早上在花园里散步，到处乱转，仿佛一个人抱着凄凉抑郁的幻想，骑在一匹神话中的飞马上。他尽走，尽走，拼命搓着手，把表皮都快搓破了！倘若我去找他而在一条小路拐弯的地方撞见了，会发觉他眉飞色舞，眼睛不再象一块青玉那样干枯，而变得象长春花一般有层绒毛了；我初次见到他的时候，就为了这两种不同的眼神的强烈的对比大为惊奇的：一种是幸福的目光，一种是苦恼的目光。在那种情形之下，有两三次他抓着我的手臂走了几步，我满以为他要把他的快乐倾倒在我心里了；可是结果只问我：“啊，您找我有什么事呢？”更多的时候，特别从我能代他办理公事，起草报告以后，可怜的人站在一口美丽的白石水池旁边，几小时地看着金鱼；水池在园子中央，周围是个圆形的花坛，种着最鲜艳的花。这位政治家扯着面包屑喂鱼，居然为了这种简单的乐趣出神了。

　　以上是这个内心的悲剧暴露的经过：他不但创痛巨深，骚动不已，而且在但丁的《地狱篇》没有描写到的范围中间，还有些惨不忍睹的快乐的表现……说到这里，总领事又停顿了一会。

　　某星期一，德·格朗维尔院长和行政法院副院长德·赛里齐先生在奥克塔夫伯爵家里开会。他们三个组成一个委员会，我是委员会的秘书。由于伯爵的保举，那时我已经是行政法院的助理审查了。当局瞩咐三人小组暗中研究的政治问题，需要不少材料，当下都摆在我们藏书室内一张长桌子上。

　　德·格朗维尔和德·赛里齐二位把初步准备工作交给奥克塔夫伯爵负责，并且决定先在佩延讷街集会，免得拿文件再带往委员会主席德·赛里齐家。内阁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临了，大部分工作都落在我身上，同时也替我在那一年上挣得了审查官的职位。德·格朗维尔和德·赛里齐两位伯爵的生活习惯跟我主人的很相象，从来不在外边吃饭；但等到听差叫我出去说“圣保罗和勃朗－芒托的两位本堂神甫在客厅里等了两小时了”的时候，我们也想不到会议拖得这么晚。

　　那时已经到了九点了。

　　奥克塔夫笑着和他的同僚说：“诸位，你们今天少不得要跟两位神甫一起吃饭了；格朗维尔一向讨厌教士，不知道受得了受不了。”

　　“那要看怎么样的教士。”

　　我回答：“噢！一个是我的舅舅，一个是戈德隆神甫。放心，封塔农神甫已经不在圣保罗当司铎了……”

　　“好，咱们吃饭吧，”德·格朗维尔院长接着说，“我怕的是那些宗教狂；一个真正虔诚的人倒是最痛快的。”

　　于是大家进了客厅。饭桌上空气很愉快。真有学问的人，饱经世故而能说善辩的政治家，都是讲故事的能手，只要他们肯讲。他们要么态度沉闷，要么妙语横生，而不会介于二者之间。对这种风雅的玩意儿，梅特涅①亲王的本领不亚于夏尔·诺迪耶②。政治家的诙谑象钻石一般雕琢得玲珑剔透；每句话都清楚明白，光芒四射，同时又富于人情味。我舅舅很有把握在这三个优秀人物之间保持体统，便尽量发挥他的才智，那么细腻，那么温厚，又象以职业关系而惯于隐藏思想的人一样机灵。当然，那次的谈话没有一点儿无聊与庸俗的气息，对听众的精神作用好比罗西尼的音乐。

　　①梅特涅（1773—1859），十九世纪初期奥地利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曾任首相。

　　②诺迪耶（1780—1844），法国作家，其沙龙是当时浪漫派文学青年聚会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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