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加泰罗尼亚致敬(52)_奥威尔

五十二

　　那梦魇般的气氛真是一言难尽——这种特殊的不安感源自谣言的变化多端、报纸的新闻审查、武装人员的频繁光顾。由于英国并不存在当时这种气氛的基本条件，因此很难轻易加以表述。在英国，也无法凭空想象什么叫做政治偏激。政治迫害要轻得多，如果我是一名煤矿工，我并不介意让老板知道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充当欧洲政治传声筒的“优秀党员”仍然少见，“消灭”或“清除”碰巧与你意见相左的人的观念还没有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在巴塞罗那，它却是理所当然的。“斯大林主义者”控制着局面，因此每个“托洛茨基主义者”自然都在劫难逃。然而，人人都担心的事情——发生一场新的巷战，毕竟没有发生。

　　假如发生的话，像以前一样，所有责任也都将会加到马统工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头上。我时刻警惕第一声枪响。城里好象到处都是坏消息，人人都十分关注，并在议论纷纷。奇怪的是，每个人所说的话竟会那样相似：“这里的气氛太可怕了，就像进了精神病押。”但也许并非人人如此。一些英国游客在西班牙各地走马观花，从旅馆到旅馆，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大气候有什么异样。我注意到（《星期天快报》，1937年10月17日）阿索尔伯爵夫人写道：

　　我到过巴伦西亚，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这三座城市全都秩序井然，没有看到任何暴力活动。我住过的所有旅馆不仅“正常”、“体面”，而且特别舒适，只是缺少黄油和咖啡。

　　这就是英国旅游者的德性，他们不相信漂亮旅馆的外面还有任何事情。我希望他们能为阿索尔伯爵夫人找到些许黄油。

　　那时我住在莫兰疗养院，它是由马统工党经营的疗养院之一，坐落在提比达波（Tibidabo）郊区。提比达波是一座奇形怪状的山脉，在巴塞罗那后面突兀高耸，传说撒旦正是在这座山上把大地上的国家指给耶稣卡的（这座山由此得名）。这些房屋以前属于一些富裕的资本家，在革命时期被占领。那里的大多数人要么是从前线刚送下来的伤兵，要么是因截肢而终身残废的伤员。那里也有另外几名英国人：威廉姆斯的一条腿受伤了；十八岁的斯塔福德·科特曼因怀疑得了肺结核而从战壕送了回来；阿瑟·克林顿的左臂骨折，仍然扎着绷带吊在一种绰号叫“飞机”的仪器上，西班牙医院正使用这类仪器。我妻子仍旧住在大陆饭店，我通常在白天回到巴塞罗那。

　　早上，我往往到总医院去对我的胳膊进行电疗，电疗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一股针刺般的电流使全身的肌肉跳来跳去——不过，它似乎有些作用，手指又能使用了，疼痛逐渐有所减轻。我们俩决定最好尽快回到英国。我的身体极度虚弱，无法说话，看起来是永远也不能讲话了，医生告诉我几个月之内还不适合去作战。我迟早得去挣钱，留在西班牙消耗他人需要的食物好象没有多大意义。但我主要还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我最强烈的愿望是彻底离开这个国家，远离政治猜疑和仇恨的恐怖氛围，远离到处都是武装人员的街道，远离空袭、战壕、机枪、刺耳的有轨电车、不加牛奶的茶、油制品和香烟短缺——远离我所知道的与西班牙相关的几乎每一样东西。

　　总医院的医生告诉我我已无需继续治疗，但为了拿到遣散证明，我不得不到前线附近的一个医院去拿医疗证明，然后到谢塔莫的马统工党民兵总部在遣散证明上加盖印章。那时，柯普刚刚兴高采烈地从前线回来，他刚参加了战斗，并预言韦斯卡最终会被攻克。政府动用大量的飞机，并从马德里前线运来军队，在那里集结了三万人。我前面看到过的那些意大利人从塔拉戈纳抵达前线，并对杰卡要道发动进攻，但已伤亡惨重，并损失了两辆坦克，然而，柯普说，那个城镇注定要陷落。（啊！它没有被攻陷，进攻混乱不堪——只是引发报纸上的一派胡言而已。）同时，柯普得去巴伦西亚与作战部的人见面。他有一封负责指挥东线部队的波萨斯将军写的信——一封平平常常的信，把柯普说成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推荐他到工程部一个特殊岗位任职（柯普已经是一名民用工程师了）。就在我去谢塔莫的当天，他去了巴伦西亚——这一天是6月15日。

　　五天以后，我回到巴塞罗那。我们乘坐一辆载重卡车午夜前后抵达谢塔莫，一到马统工党总部，连名字都还没有登记，人们就叫我们排成一队，给我们分发来复枪和子弹。进攻好象刚开始，他们在任何时候好象都需要后备军。尽管我口袋里装着医院的证明，但我还是无法完全拒绝和其他人一块排队。我拿子弹箱当枕头睡在地面上，心情极度沮丧。当时，伤势已经损害了我的神经——我相信这会经常发作——战火中的景象使我感到非常恐惧。然而像往常一样，我们还得等到天亮，况且我们毕竟还没有接到出发的命令。

　　第二天早晨，我出示了医院证明，去办遣散证明。这是一系列混乱不堪、令人讨厌的程序。像往常一样，人们推来推去，我也只好在医院之间来回碾转——从谢塔莫到巴巴斯特罗和莱里达返回——集结在韦斯卡的军队已经切断了所有的交通道路，让一切混乱不堪。我记得晚上总要睡在一些奇怪的地方：一次睡在医院的病床上；一次睡在沟渠里；一次睡在窄窄的长凳上，半夜里还从凳子上摔了下来；还有一次睡在巴巴斯特罗市立旅馆里，一旦你离开铁路，除了偶尔路过的颠簸不已的火车外别无他车可乘。

　　你得在路边等候几个小时，有时要连等三四个小时，与成群结队忧伤不安的农民为伍，他们携带满箱的鸭子或兔子，向每一辆路过的卡车招手。当你终于有幸等到一辆没有塞满人、面包或子弹箱的卡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过来时，卡车就会像吞食肉酱似的把你吞进去。战马从来不会像那些卡车一样把我抛得老高老高，赶路的唯一办法是大家相互贴在一起。让我难堪的是，我身体太虚弱，没有别人的帮助，我就爬不上卡车。

　　我在去蒙松医院取医疗证时在那里住了一晚。邻床是一位突袭队员，左眼受伤了。他待人友善，给了我几根香烟。我说：“要是在巴塞罗那，我们本会互相攻击。”我们都笑了起来。奇怪的是，只要你来到前线附近的任何地方，整个的精神状态似乎就完全改变了。政治派别间的一切或几乎所有的深仇大恨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前线的那些日子里，我根本想不起有任何加联社党的追随者会因我属于马统工党而对我心存敌意。那种事情只有在巴塞罗那或者远离战争的地方才会发生。谢塔莫有大量突袭队员，被从巴塞罗那派来参加进攻韦斯卡的战斗。突袭队员不是为前线作战准备的部队，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经历过战火。在巴塞罗那，他们是街道的主人，在这里，他们是新兵，地位在那些已在前线战斗过几个月的15岁的娃娃民兵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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