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伦敦落魄记第二十二章_奥威尔

第二十二章

　　不管有无价值，我还是想说说我对巴黎洗碗工生活的看法。想一想就会觉得奇怪，在一个现代化大都市里，会有成千上万人除了睡觉，全部时间竟然都待在地底下热气腾腾的小房间里。我问的是这种生活为何要继续，有何目的，谁想让它继续下去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这么问，并非出于反叛性和懒散的态度，而是想探讨一下洗碗工生活的社会意义。

　　我认为首先应当说，洗碗工是当今世界的一种奴隶。这并不是要为他们鸣不平，因为他比很多体力工人还要强一点，然而他并不比可供买卖的人更自由。他的工作就是被奴役，也没有技术含量。他挣的钱只够糊口，唯一的休假是在被炒掉时。他与婚姻无缘，要么他能结婚，可是他老婆也得干活。除非鸿运当头，否则他根本摆脱不了这种生活，除了进监狱。此时，在巴黎还有揣着大学学位的人刷盘子，每天干活十到十五个钟头。不能说他们懒，懒人当不了洗碗工，他们只是被一种日常生活所束缚，使得不可能思考。如果洗碗工当真思考，他们早就会成立工会，为争取更好待遇而罢工。然而他们不思考，因为他们没有空闲时间可以思考，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变成了奴隶。

　　问题在于，这种苦役为何要继续下去？人们有种思路，想当然认为一切工作之所以得干，都有个很好的目的。他们看到别人在干苦活累活，说一句那种活总得有人干，便自以为问题解决了。例如，挖煤辛苦，可是总得有人干——我们一定得有煤用。在下水道里干活并非乐事，可是总得有人在下水道里干活。对洗碗工的活也类似看待：肯定有人要去餐馆吃饭，所以别人就得一星期擦洗盘子八十个钟头。文明要如此运作，所以无可置疑。这一点值得考虑。

　　对文明而言，洗碗工的工作真的必要吗？我们有种感觉它一定是“老实的”的工作，因为这种工作辛苦而且不好做，我们已经对体力工作形成一种迷信。我们看到一个人砍倒一棵树，确信他满足了一种社会需求，只因为他使用了自己的肌肉。我们却没想到也许他砍倒一棵漂亮的树，是想腾地方摆一座丑陋的雕塑。我相信洗碗工一事上也是如此。他汗流浃背地挣钱糊口，然而并不能因此说他干的是有用的活，也许只是提供了一种奢侈享受而已，而很经常的是，这种奢侈享受并非名实相符。

　　我所说的名实不相符的奢侈享受可以举例说明，举一个在欧洲很少看到的极端例子吧：拿印度的人力车夫或者拉马车的矮种马来说，远东任何一个镇上，都有几百个人力车夫，全是肤色黝黑的可怜鬼，体重八英石，围着腰布。有的还生着病，有的年过半百。他们顶着太阳或者冒着雨一路小跑，一口气就是几英里，低着头拉车，灰白胡子上往下滴着汗水。走得太慢，乘客就会破口大骂。人力车夫一个月挣三四十卢比，拉上几年就会咳得没完没了。拉车的矮种马又瘦又不中用，价钱便宜，因为只能干几年活了。它们的主人用鞭打来代替喂食。这种马干的活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鞭打加食物等于力气，通常是六成的鞭打和四成的食物。有时，马脖子一圈都有面积很大的溃疡，结果拉车时，整天都是垫在新肉上。然而还是有可能让它们干活，只用狠狠抽打它们，让屁股上的疼超过脖子上的疼。过上几年，就连鞭子也不管用了，马就被卖了宰掉。这些都是不必要工作的例子，因为并非真正需要马车和人力车，它们之所以存在，全是因为东方人认为走路没派头。坐人力车或马车是奢侈享受，可是任何一个坐过这两样交通工具的人都知道，这是种很糟糕的奢侈享受，只提供了一点点方便，不可能抵消人或动物所受的痛苦。

　　洗碗工与此类似。跟人力车夫或者拉马车的矮种马比起来，他称得上是国王，然而他跟前两者有相似性。他是酒店或餐馆的奴隶，他所服的苦役多少说来，是全然无用的。因为说到底，大酒店和高档餐馆到底有何真正必要之处？按说都是提供奢侈享受，然而实际上提供的，是对奢侈享受的廉价而且蹩脚的模仿。几乎没人喜欢住酒店。有的餐馆比别的好一点，然而不可能以同样花费在餐馆里吃到和私人家里同样好的一顿饭。无疑酒店和餐馆一定得存在，可是没必要奴役几百个人。酒店和餐馆里的工作不是为了满足基本需要而确定下来的，而是由按说代表奢侈享受的假象而确定。所谓的高档，事实上意味着员工干活干得更多，客人花的钱更多。谁也没有获益，除了餐馆的老板，他很快就能让自己去多维尔买幢别墅了。从根本上说，“高档”酒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一百个人累得要死要活，好让两百个人花大价钱，得到的却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如果酒店和餐馆不去搞那些无聊玩意儿，只用讲效率地把活干了，洗碗工有可能每天只用干六到八个钟头，而不是十到十五个钟头。

　　假如我们都认为洗碗工干的活多少说来毫无用处，那么又要问了：为什么会有人想让他继续干下去？我现在试着从直接经济原因之外来探讨，并衡量一下在想到有人洗了一辈子盘子时，究竟为什么会让人感觉舒服。因为无疑，人们——那些养尊处优的人——想到这里确实感到舒服。马库斯·加图说过，奴隶不睡觉时就该干活。他干的活需不需要无所谓，可是他一定得干，因为干活本身是好的——至少对奴隶而言是这样。这种心理如今依然存在，而堆起了无用苦工的大山。

　　我相信让无用工作永远存在的本能根本而言，只是害怕群氓。群氓（对他们的想法如此）是这样一种低等动物，让他们闲下来会带来危险，让他们忙得没时间思考才更安全些。如果有一位有钱人刚好心直口快，要是有人问他对于改进工作环境有何意见，他通常会这样说：

　　“我们知道贫困不好过，事实上，既然我们离贫困这么远，我们很喜欢忧心忡忡地考虑它的不好过之处，但是别指望我们会为此做什么。我们同情你们下层阶级，就像我们同情一只长了癣的猫，可是我们会拼命抵制对你们的处境做任何改善。我们觉得你们像现在这样让人觉得更安全些。现状适合我们，我们不准备冒险让你们自由，每天多休息一个小时也不行。所以，亲爱的兄弟，因为显然你们必须得流汗，才能让我们有钱去意大利，那你们就流汗吧，而且永世不得翻身。”

　　特别是那些具有才智和有修养的人，他们就持这种态度，在上百篇文章里，你都能读出这种意思。有修养的人很少一年收入不足四百镑，自然跟富人站到一起，因为他们觉得跟穷人有关的任何自由，都对他们自身的自由构成了威胁。对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来说，换个思路，他们预见到了否则会来的令人心悸的马克思式乌托邦，所以他们更愿意保持现状。他有可能不是很喜欢富人同侪，然而他觉得和穷人比起来，就算那些富人中最为粗俗者，对他的舒服感造成的威胁也要小一点，那些人跟他声气相投，所以他最终跟他们站在一起。就是因为害怕想象出来的能带来危险的群氓，让几乎所有的才智之士都态度保守。

　　对于群氓的恐惧是种迷信的恐惧，是基于这种想法，即在穷人和富人之间，有种神秘而且是根本性的区别，似乎是两个种族，如同黑人和白人，然而事实上，这种差别并不存在。富人群体和穷人群体完全是由收入而不是其他区别开来的，一个普通的百万富翁只是个穿了新套装的普通洗碗工而已。换换位子，猜猜看谁是法官，谁是小偷？任何一个跟穷人打成一片的人都很清楚这一点。问题出在那些具有才智和有修养的人身上，本来指望这些人思想开明，他们却从来不跟穷人打成一片。受过教育的人对贫困又了解多少呢？我手头有一本维庸的诗集，编者竟然觉得需要给“只能看看窗台上的面包”一句加注解。饥饿跟受过教育的人所经历的相距更远。出于此种无知，很自然就形成了对群氓怀有迷信性质的恐惧。受过教育的人想象有一大群人下人渴望能得到哪怕一天的自由，一旦得逞，就会去洗劫他家，烧掉他的书，让他去干活——小心照看一台机器或者扫厕所。“采取任何措施，”他想，“任何不公正的措施都行，但是别让群氓不受约束。”他没看到的是因为富人和穷人群体本无区别，就根本不存在让群氓不受约束这一问题了。群氓实际上现在就不受约束，而且——以富人形象出现——正利用自己的权力去建起通过厌烦来折磨人的巨型机器，比如“高档”酒店。

　　总而言之，洗碗工是奴隶，而且是多余的奴隶，干的是乏味却基本上不需要的活。他之所以被拴在工作上，归根到底，是出于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即如果让他闲下来，就具有危险性。受过教育的人本来应该支持洗碗工，却默许人们这样做，因为他们对洗碗工一无所知，结果害怕他。我说的是洗碗工，因为我一直衡量的是他的情形。我所说的同样适用于其他无数种干活人。这些只是我自己对洗碗工生活中基本事实的认识，并未考虑直接的经济问题，无疑大都是老生常谈。我写出来，是想说明在酒店里干活会形成什么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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