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传(25)_梦远书城

二五

　　7月，奥威尔离开缅甸。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去过。计划在英格兰过退休生活的弗洛里思忖，他“将会忘掉缅甸——这个可怕的、几乎把他毁掉的国家”。可是，缅甸在奥威尔的脑海里久久萦绕不散，一方面起着作为他对大英帝国罪孽批判的载体，另一方面又是标明他传递基本感觉的标签。例如，《牧师的女儿》中的多萝西跪在索福克路边，闻着一丛茴香草的香味，突然想到“东方大海上温暖的泡沫散发出来的、从遍种香料的附近海岛所带来的香气”。在奥威尔的余生中，无论他走到何处，都会立刻把它与缅甸的优美如画的风景作一番比较。《通向威根堤之路》中的英格兰北部的商旅人的住处使他想起了缅甸苦力的“污秽的狗窝”。莫雷科发现自己没完没了地引经据典来比较异族人、农事安排和殖民地社会。《动物庄园》拟人化的雏形在奥威尔早期的一篇书评中业已崭露头角了，他是评论珀尔S.巴克的小说《好地方》。奥威尔在文章中哀叹缅甸黄包车车夫的命运，“他们像一匹匹马儿一样奔跑在大街小巷”。在以后的20年间，缅甸一直不停地出现在奥威尔的心里、出现在他零零星星的回忆之中——一个在仰光街头碰到他的陌生的小男孩问他是什么地方人时，奥威尔回答说，他是一个掸族人——他个人与这个民族是有点关系。1949年底，奥威尔试图利用戴维·阿斯特的影响来帮助老朋友利奥·罗伯逊找到一份工作。在奥威尔生命即将终止的时候，他的思绪又回到了25年前的经历。就在他逝世前不久，他列出了小说《吸烟室的故事》的大纲，故事中的主角是一个名叫“柯利·约翰逊”的人(“一个身材高挑、发育良好的青年，举止优雅，自然而然”)。约翰逊被他的公司从缅甸派回国内，他讨厌轮船上的英、美商人，与他们打交道时心神不宁，他小心翼翼地对待从科伦坡上船的、一大批聪明、时髦的年轻人。当然也提到了一位缅甸女子玛依(他的情妇)和“他屋子里的灰尘、邋遢、破旧的唱片和成堆的威士忌酒瓶……”

　　缅甸给予像奥威尔这样一位内向的、十分杰出的年轻人什么影响呢？他刚到缅甸时还不成熟，易受影响；他离开时年龄大了几岁，身心趋于成熟，但在情绪激动时又会一分为二。1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看，当时的环境同时颠簸着奥威尔思想中的保守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个方面，他把自己无法解决的压力焦点释放到书中去。在《通向威根堤之路》一书中，奥威尔一方面坚持认为文明用语是一场骗局，另一方面又认为应该把刺刀刺向文明用语徒的腹部。我们似乎可以说，缅甸成了奥威尔生活中和著作中的一个反对面：光明正大的公平竞争和自由原则与潜在的、总在引起龇牙咧嘴的黄种人抱怨的独裁主义之间的冲突。这本书中偶尔也出现象征手法。一方面，奥威尔订阅思想自由的、“左倾”的《阿黛菲杂志》，他身处缅甸时撰写的早期的一些文章都发表在这份杂志上。另一方面，当新牌子的理想主义的左翼政治变得过于令人厌烦而无法容忍时，他又能对它们作一些任意零星的批判。作为缅甸警方的、处理帝国日常安全事务的一名警官，奥威尔对绝大多数反对帝国的辩论者们的十足的笨拙行径非常生气。奥威尔为什么会对左翼人士感冒？他曾经对朋友杰克·康芒说，这些左翼人士根本不知道离开英国8000英里之外地方的文明用语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在缅甸时对这样的生活印象深刻，也常常读到一些反对文明用语材料。”奥威尔如今正在回家的途中：一个月的海上航行后就能让他瞧见家乡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是文人作海上航行的伟大时期：伊夫林·沃乘船沿地中海观光，在旅途中完成了一本游记《标签》；他的哥哥亚历克斯乘“海洋信使号”轮去塔希提岛[Tahiti，位于南太平洋，法属波利尼西亚的经济活动中心——译者注]；赫胥黎夫妇正沿着奥威尔早先走的路线乘船去伊洛瓦底江。这位高高瘦瘦的24岁的青年人在来自缅甸警察文明用语的成堆的政府文件上签了潦草的大名之后，就随着客轮在印度洋里缓缓行驶，更加严酷的现实就在前面。

　　5.跨越海峡：奥威尔之声

　　“多希望能和你一起呆在巴黎，因为那里有春天。”

　　——1948年5月27日致西莉亚·佩吉特的信

　　现在看来，回家的航行使奥威尔接触到了另一种形式的象征主义，它像珍珠木一样，纠缠了奥威尔一生。8月第三周的最后一天，船在马赛停靠。当时的法国，至少是法国的工人阶级，因为美国要处决两个犯了敌对国家罪的无政府主义者萨科和范哲蒂而群情激昂。尽管有关这件事的报道在1927年的夏天就传遍了世界，当时的奥威尔应该还没有意识到当地的这种激昂的情绪。当他在一家英国银行门前同一位银行职员讲话的时候，看到眼前经过法国无产阶级的示威游行的队伍，打着“解救萨科和范哲蒂”横幅、标语。这是一场徒劳的抗议，几天后这两名意大利人被如期处决了。

　　大约5年后，奥威尔身处另外一个更有政治意识的国家。在详细描述这件事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真正的文化差异。这样的事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可能会发生，当时的英国正处在宪章运动和大规模的不满和抗议中；但是法国人对即便只是一宗阶级不平等的事件也会表示他们的愤慨。奥威尔当时怀疑自己在偶然间是不是发现了两个国家本质上的区别，很快那个英国职员不动声色的反应证实了这一点：“嗯，你不得不绞死那些该死的无政府主义者。”奥威尔这个从缅甸回来的警察疑惑了：即使他们并没有犯罪也不得不吗？那个银行职员似乎很吃惊。在他看来，无政府主义者就应该被绞死。但是对奥威尔来说，同海峡对面的英国相比，这次示威显示了法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些东西：在这里，人们认为一定量的国内纷乱是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在这里，“人们还没有具备高度社会化的头脑——由富人、政府、警察和诸多传媒合成的神……”对于早年生活经历的许多极富寓意的片断，从观察到演绎奥威尔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拿这件事来说，奥威尔花了5年时间。1932年奥威尔在为《阿黛菲》杂志写文章时详细描述了这件事，当时的他已经有能力触及现代化进程中关键性的一环，即文明化的生活。而在1927年目睹这一事件的年轻人，“无政府主义”和“示威游行”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两个简单的词汇概念而已，那样的世界对他来说是全新的，他对于自己看到的事情的重要性还没有太大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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