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传(16)_梦远书城

一六

　　埃里克在伊顿度过了14个学期，时间为4年半多点，这对他有什么影响呢？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决心要把他在伊顿遭受到的痛苦、不适应的人际关系和人们对贫穷的鄙视统统地表达出来。对于埃里克的这些话，我们应该带着点怀疑、审慎对待。当然，伊顿充满了有钱、有权、有势的人，同时也有许多有着平常家境的学生，安东尼·鲍威尔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家长宁愿牺牲一切以便让儿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奥威尔同时代的人众口一词地怀疑，因为家庭背景的原因，奥威尔被排斥在伊顿主流以外。例如，朗西曼认为，奥威尔坚持因为贫穷而被人轻视的观点是“不诚实的”。伊顿有着不少家境平平的学生从底层努力发奋向上。从外表看来，埃里克的地位与旁人无异：他有着十几岁青少年的爱好，有零花钱，他的母亲也遵循着伊顿的传统：在节假日里来校看望儿子并且带着儿子和儿子的朋友们去饮茶。而且，人人都感觉得到的伊顿人的势利通常是针对非伊顿人的。在伊顿，金钱和阶级差别并不太起作用。鲍威尔认为，真正势利现象的兴起是在牛津而非在伊顿。伊斯特伍德说，“我并不知道谁的家长有钱、谁的家长没有钱。”没有一个人知道奥威尔对身处伊顿的这一段时期的真正感受是什么，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为了文学创作，奥威尔完全有能力把在伊顿所发生的事情错误地表现出来。例如，《通向威根堤之路》就包含了1919年伊顿庆祝和平的事情。在这本书里，根据奥威尔所描述，要求学生们拿着手电筒、唱着爱国歌曲，在黑暗中排队进入文明用语场，这段描绘显然是嘲讽了庆典过程，用自己的话进行“亵渎与煽动”。克利斯托弗·霍利斯说，事实上，这是对学校军官训练营的抗议，是“一种纯粹的胡闹”，根本没有奥威尔所强加的原则成分。普罗沃斯特说，“学生们手执高高举起的电筒，默不作声地站着”，仅此而已。

　　毋庸置疑，奥威尔就自己在伊顿的经历所编织起来的谎言与他对圣西普里安的重新发现是一样的强烈。然而，倘若他不是故意地、用自我为主的目光来看待伊顿的话，伊顿在他的心中会有着永久的地位。例如，我们看一看奥威尔的同代人亚历克·邓格拉斯的情况吧。邓格拉斯后来成为第14位王室典礼大臣，称邓格拉斯爵士，任1963—1964年间的内务大臣，他是作为住在伊顿校外宿舍的伊顿公学非资助生与奥威尔在同一天到校的。邓格拉斯爵士似乎是命中注定要来伊顿的。毫无疑问，他可以去别处上学，也可以依仗奖学金考试，然而，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说，亚历克来伊顿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亚历克·邓格拉斯爵士承认，学校生活有其不愉快的一面，特别是理性处于低谷的、战争的最后一年，但是，有声誉的教师减轻了这种不愉快。在伊顿，可能存在势利和金钱意识，可是邓格拉斯却没有碰到过。我们再一次引用权威的、他的传记作者所说的话，“亚历克观察问题的视觉是与众不同的”。这位未来的王室典礼大臣参加了校内的板球比赛，还代表伊顿外出比赛，并且成了伊顿公学的联谊辩论俱乐部的文明用语，他开始去追求理想，荣耀的光芒尾随其身后，同时还有一帮伊顿同学伴其左右，这些人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了他的内阁同僚。

　　80年前英国上流社会的生活有点像伊顿，仿佛是一幢硕大无朋的大厦，里面有一间是孕育王国第14位王室典礼大臣的胎儿房间和一间孕育印度的帝国警察候选人的胎儿房间。无论奥威尔怎样努力逃避伊顿给他的影响，伊顿给予他的遗产却一直弥漫在他的著作、友谊和见解之中。最明显的是，在奥威尔的后来生活中，任何一位伊顿的同学碰见他时都会嘘寒问暖，把他视为他们伊顿人中的一员。有几个人声称，他们之所以把奥威尔视为伊顿人仅仅是阅读了他所发表的著作。奥威尔关系密切的人中间有好几位是伊顿人，最著名的有理查德·里斯、戴维·阿斯特、L.H.迈尔斯和安东尼·鲍威尔。遇见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奥威尔会立刻表现出伊顿人的习惯。20世纪40年代晚期，一位来侏罗[法国省名——译者注]的拜访者被冷落在厨房时，奥威尔进来把这位伊顿人招呼走了。虽然奥威尔最初对与伊顿的联系十分冷淡，似乎是在30年代的中期，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37年，他恢复了与康诺利（他把奥威尔介绍给鲍威尔）、丹卢瑟（不久，此人就过早地去世了）和金法罗的联系。伊顿留给奥威尔的印记甚至也表现在他的举止言谈上。相隔10年之后，杰克·康芒看见奥威尔以从容不迫的步态走进《阿黛菲》杂志办公室时就立刻知道，这是一位来自私立公学的毕业生。一位在40年代比奥威尔年轻许多的朋友描述他是“一个从一开始就明显地表现出私立学校毕业生标志的人”。

　　令人好奇的是，伊顿的一切在奥威尔的著作中总有一种含沙射影的气息。10年后，珀尔S.巴克评论一部小说时说，他并不支持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作者采用安德鲁·兰[AndrewLang（1844—1912），英国学者、诗人、荷马专家及翻译家，以写童话故事和翻译荷马史诗著称，著有《法国古代歌谣》、《荷马的世界》及12卷世界童话故事集等——译者注]“剽窃《奥德赛》文风的手法”。毫无疑问，理查德·里斯著作的读者们有着自由的左倾思想，他们喜好类比。《巴黎伦敦落难记》里的一名侍者身着燕尾服和白衣领衬衫，被认为是对伊顿学生的描写。这所私立学校的形象甚至延伸到竞争对手的身上，这样一来，《让叶兰继续飘扬》中的戈登·康姆斯道克的女朋友罗斯玛丽所戴的那顶时髦的帽子“低低地压近眼眉像是哈罗德公学学生所戴的草帽”。奥威尔著作中的明喻或许在一千个读者中只有一人能理解。事实上，伊顿的影响在他的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人们有点迷惑不解的是，作为解决问题的最后一种手段，奥威尔不想逃避这种影响了。奥威尔在后来写给康诺利的信中充斥了对伊顿哈罗德之间比赛的叙述。斯塔福德·科特曼是与奥威尔一起呆在西班牙的，一天早上，他们还在战壕里，奥威尔问他是否记得伊顿学生划船时所唱的歌，他简直就是大吃一惊（他唱了，主要是为了让奥威尔高兴）。如果40岁出头的奥威尔还不能算一个地地道道的伊顿人的话，那么，他肯定已经是一个被伊顿的形形色色的罗网所包围的人了。例如，1946年4月，他与多位伊顿教师联系，其中有下列3位：高；M.D.希尔，他给奥威尔写信，中肯地评价了奥威尔发表在《学生周刊》上的文章；乔治·利特尔顿，他希望奥威尔为他正在编辑的系列丛书写上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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