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20)_杰克·凯鲁亚克

二〇

　　在办公室我告诉斯莱杰让他忘掉这件事。他当着大家的面，红着脸说：“我不会给任何人两次以上的机会。”“那么，这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的工作要丢掉了。”那个阿拉巴马人说。斯莱杰什么也没说，便填好了逮捕证。他只逮了一个人，他从城里叫来警车把那人带走了。那天的兄弟们悲哀地离开了。他们中的一位来找我。“你告诉那个得克萨斯的兔崽子，如果明天晚上之前我哥哥没放出来，我就要了他的狗命。”我把这话告诉了斯莱杰，他脸色铁青，一言未发。那人的哥哥被放了出来，结果一切平安。这帮家伙们终于乘船去冲绳岛了。接着又来了一批新的粗鲁的汉子。如果不是为了雷米，我在这儿两个小时也呆不下去。

　　但是有许多个晚上我是和雷米·邦克尔一同执勤的，这样的时刻总是令人高兴。我们先悠闲地在棚屋区转悠，雷米检查着每一扇门，看看是否都锁上了，他希望能有一扇门忘了上锁。他常说：“多少年来我都在想着能将一条狗训练成超级小偷，让它溜进这些家伙的房间，从他们的衣服口袋里将钱偷出来，我要把它训练得只偷钱，其余的什么都不要。我要让它能够嗅出钱的味道。如果它能够通些人性，我就训练它每次偷钱不要超过20元。”雷米的脑子里总是充满这类奇异的幻想，有关那条狗的计划他足足谈了好几个星期。只有一次他发现有扇门没上锁。我不喜欢他那么干，便径直向前面溜达。雷米偷偷地打开门，正好与棚户区主管碰了个照面、雷米恨透了这张脸。他问我：“你经常谈到的那位俄国作家叫什么名字——就是那个总把报纸放在鞋子里，戴着从垃圾堆里拾来的高筒丝绒礼帽的那位？”这是雷米对我告诉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夸张性描述。“噢，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着一张象这个总管一样的脸的人只能有一个名字——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发现的唯一一间没上锁的房子就正好是属于这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陀氏当时正在床上睡觉，听到门栓有响动便穿着睡衣爬了起来。他走到门口，看上去比平时还要丑陋一倍。雷米开门时，看到这张形容枯槁的脸上充满着仇恨与愤怒。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试试这门。我以为——呃，——我以为这是盥洗室，我想找一个拖把。”

　　“你要找拖把干什么？”

　　“嗯——噢。”

　　我走了过去，说道：“有个家伙在楼上的大厅里吐得满地都是，我们想去拖一下。”

　　“这不是盥洗室，是我的房间。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情，我就要让你们滚回家去，懂我的意思吗？”

　　“有个家伙在上面呕吐。”我又重新解释着。

　　“盥洗室在大厅的下面，在下面。”他给我们指点着，看着我们真的走下去，拿了一个拖把，然后傻乎乎地上了楼。

　　我说：“上帝作证，雷米，你总是给我们找麻烦。你为什么就不能少惹些事儿，为什么总是想着要偷东西呢？”

　　“世界所给予我的东西太少了，这就是原因。你不要老生常谈了。如果你再这样教训我，我就要叫你陀思妥耶夫斯基了。”

　　雷米就象个孩子。过去的那些日子里，他在法国度过了孤独的学生时代，他们把他的一切都夺走了。他的继父把他送进一所学校，便从此不再管他。他总是被人欺侮，并常常从一所学校被赶进另一所学校。在寂寞的黑夜，他在法国的大道上孤独地流浪、用他那些天真的字眼诅咒着命运的不公。他必须将失去的一切都夺回来，他无休止的失去，所以他也要无休止地去夺回。

　　棚户区的自助餐厅是我们的一块肥肉。我们先仔细观察周围，看看是否有人监视，尤其是看看是否有我们那些警察朋友在偷看。然后我蹲在地上，雷米站在我的肩上，打开窗子，这扇窗户从来不锁，他晚上已经察看过了，他从窗子里爬进去，站在案桌上。我比他稍微灵活些，我只需一跳就从窗子里窜了进去。然后我们跑到汽水桶前。在这里，我实现了一个幼年时期的梦，我打开盛巧克力冰淇淋的铁桶盖，将整个手伸进去，抓出许多，开心地用嘴去舔。然后我拿来冰淇淋盒，把它们都盛满，再倒上许多巧克力果汁，或草莓酱，又到厨房转了一圈，看看冰箱里有什么可以装在口袋里带走的。我撕下一大块烤牛肉，准备包在餐巾里拿走。“你知道杜鲁门总统曾经说过，”雷米总是这样说，“我们应当降低生活费用。”

　　一天晚上我等了很长时间，他乱七八糟地装了一大箱子食物。我们从窗子里无法拿出来，雷米不得不将箱子重新打开，放回一些东西去。后半夜，他下班之后，我独自一人呆在棚屋区。这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沿着峡谷的一条古老的小径走着，希望能碰见一只小鹿（雷米曾在这附近见到过鹿。这儿从1947年就变得荒无人烟了），突然，黑暗中传来一个恐怖的声音，好象是粗粗的喘息声。我想一定是一头犀牛准备向我发起进攻，我下意识地握紧了手枪。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阴森森的峡谷中，在朦胧的夜色中望去，这个怪物似乎正万头簇动。我猛然意识到这个怪物就是肩上扛着装满了食物的箱子的雷米，在巨大的重压下他不住地呻吟、喘息。他现在已经找到了自助餐厅钥匙，可以直接从大门里将东西拿出来。我说：“雷米，我以为你回家了呢，你到底在干什么？”他说：“佩拉提斯，我已经对你说过好多次了，杜鲁门总统教导我们，应当降低生活费用。”我听到他在黑夜中喘着粗气。前面我已经描写过回棚户区的路是怎样的崎岖，必须翻山越岭才行。他把盒子藏在草丛里，然后走回来对我说：“索尔，我一个人没法拿，我把它们分成两盒，你帮我拿一些。”

　　“但我得去执勤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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