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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爸爸,”我叫着说:“你的记性真好!”于是,我回到房内坐下来。爸爸说他在火车上发烧生病,有人告诉他在车站待一会,之后,山姆·布兰到车站去取货物,但他却带着爸爸回家,安排他去睡觉。

  “我得了伤寒热,”爸爸道:“我病得很严重,山姆和我一起留在那间小屋内,他照顾我。”

  他一点一滴地将那些往事告诉我。他说,当他夜里醒来,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时,山姆便坐在床边,与他聊到有关中国的事情,他谈论中国乡村、乡村道路和猫头鹰如何在夏日的傍晚时分展现歌喉。战争期间他都在那里,但他从不谈战争和死亡之事,相反地,他对爸爸说的是和谐的景色、晚间坐在家门口的一家人、在田里耕种的男人,以及在池塘边洗衣服的妇女。

  当爸爸对我重复这些事情时,他突然心情凝重起来,他以困惑的眼神看着我,他的脸就像一个疲倦的大孩子的脸一样。

  “我们曾经住过的那块土地在那里?”他问。

  “它总是在那儿的,”我说:“它在海的那一边,杰洛德在那儿。”

  他迷惑不解。“那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呢?”

  是啊,为什么?我的心碎了,我倾身向前,躺在他那几乎只有骨头的胸膛上。

  “现在换你哭了。”他说,他耐心而静静地躺着,他在等我把头从他的胸膛上抬起来。他的内心里面没有温暖的存在,只有一种即将耗尽的耐心。我的泪水不再流下来,于是,我抬起我的头。

  “睡觉的时间到了。”我告诉他。

  “你要睡吗?”他问。

  “我迟早也要睡的。”我应允道,我把毯子盖到他的肩膀,然后就离开他的房间。

  §第二十二章 失去自由的杰洛德

  噢,夜晚峡谷里的这种沉寂实在是太可怕了!没有人来到我身边,我彷佛自个儿住在某一个星球上那般,孤独、没有依靠。远远的地方,到处都有一盏灯亮着,那意味着一幢房子、一个家、两个成人,或许还有几个小孩。马特的那间小屋子里燃着一盏黄色的油灯,而在峡谷尽头的那盏明亮的灯光,则是从布鲁斯·斯伯尔敦诊所的门上照射出来的从不熄灭的透明电灯泡。另外,我也看到了来避暑的人们屋里明灭未定的光亮。这些灯光之中没有一盏是为我而亮的;有时候,我会把我的空屋子里的每一盏灯打开,而使任何一个经过的陌生人相信我的屋里挤满了客人,但事实上,我连个客人都没有。

  今晚,当寂寞变得不可忍受的时候,我跑到楼上去把那个置放杰洛德的信的盒子拿下来,然后,按照时间的顺序将它们放在我的书桌上,它们并不多,总共只有十二封,不包括最后那一封;第一封是我们在上海和他分手之后不久写的。现在,我真不知道离开他是不是正确,然而,他叫我走。我想,那时候的他还不至于产生害怕的感觉,说真的,他甚至是愉快的,他相信不会有任何事情比我们曾经度过的那几年战争日子更糟糕的。对于那个新政府,他是充满希望的,毕竟,那些新秩序的建立者说得太好听了。我们对即将到来的苦难没有任何预感,尽管老彼罗斯基先生——经营我们所停留的旅馆的白俄人,曾对我们说过一些话。

  “不可信任,”老彼罗斯基先生说,他拂着他那坚硬的胡须,他的胡子黑得发光,但那当然是染过了的,彼罗斯基一定超过七十岁了:“革命分子永远都是不被信任的,不,全世界的革命者都是不被信任的,所以,他们进入我的国家俄国,他们承诺一切,却攫走了每一样东西。以前,他们在法国也是如法炮制,他们杀了国王、王后,而自个儿的行为却更卑劣。”

  杰洛德和他辩论。“我们几乎不能按目前的状况继续生活下去,彼罗斯基先生,战后,人民是可怜的,而通货膨胀也是不可避免,但我们却没有付出任何行动。”

  “有朝一日,你会明白不付出行动比那些被做出来的邪恶事要好得太多了。”彼罗斯基说,他变得面红耳赤,七窍生烟,而杰洛德则报以一笑,拒绝再作进一步的辩论,不过他依然相信自己是正确的,那便是中国人所拥有的自大特质。我永远都不可以忘记杰洛德是半个中国人,他们相信自己不同于所有的其他民族,他们比其他民族更具有理性、更通情达理,这种想法在某些方面,是没有错的。

  杰洛德的第一封信几乎是愉快的。“一切都很好,”他写道:“我开始认为你应该留在中国,雷尼可以在北京这儿上大学。我不晓得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害怕,我相信我的这个古老、古老的国家的新时代就要来临了。”

  他说的不是“我们的”古老、古老的国家,而是“我的”,现在,我见到了他与我分离的第一个暗示,如果需要的话,他将独个儿选择他自己的国家。

  他心中的那分希望一直持续到第五封信,然后,我看见他第一次的怀疑心情。

  “我的夏娃,”他写道:“或许,你离开这儿一年左右,是比较好的,这个新政府为了要达到成功的目的非将所有的阻碍清除不可。你还记得那个丝绸商刘钦吗?他似乎是个叛国者;他一直都是那么和善、那么文雅,你记得吗?今天他跟其他十一个人——其中有两个女人,在马可波罗大桥被射杀。有些人不喜欢这个新秩序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个新秩序存在于这个地方,我们不得不随着它、依靠它而活下去。教育部长,很不幸地,并非高瞻远瞩之士,我必须代替………”他擦掉以下的文字,似乎,坦白、说真话在这时候已经是一种不安全的表现了。杰洛德接下来不再写任何重大的事情,他只告诉我东院的那些山东黄玫瑰何时开放。

  “我的夏娃,今年玫瑰开得晚,我们这儿来了几次的大风沙,那是我生平所见最严重的。池里的金鱼,尽管我已经试着保持水质的新鲜,还是正濒临死亡的边缘。园丁一个月以前回到山西他父母的家去了,我正苦于找不到第二个园丁,人们不想工作………”他再度将底下的文字擦去。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人们竟然不想工作?为什么不呢?杰洛德并没有说他已经收到我的信;我每天都在写信,而且每个星期去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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