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3)_绞刑架下的报告

第五章(2)

　　向来寡言少语、词不达意、一说话就激动不安的约瑟夫，这时却平静而毫不紧张地答道：“我们去死，玛丽亚。”

　　她没有喊叫，也没有摇晃，只用一种美丽的姿态把手放了下来，就在枪口对准他们的情况下，把手递给了他。为此，她同她丈夫的脸上都挨了第一拳。她擦了擦脸，惊奇地看着这几个不速之客，带着几分幽默的口气说：“这么漂亮的小伙子，”她的声音逐渐强硬起来。“这么漂亮的小伙子……原来是这样的野蛮人。”

　　她说得很对。几个钟头之后，她被打得不省人事，被带出了“审讯官”办公室。但他们并没有能够从她嘴里掏出一点东西，不仅这一次，后来也永远没有。

　　我不知道，在我躺在牢房里不能受审的那些日子里他们俩的情况怎么样。但我知道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们俩什么也没说。他们等待着我。后来佩巴还有很多次被他们捆绑起来，打了又打，但他没有吭一声，直到我能悄悄地告诉他，或者至少跟他递个眼色，暗示他哪些可以说，或者应该怎么说，以便搅乱他们的审问时为止。

　　我在被捕之前，知道玛丽亚素来是一个富于感情、爱哭的女人。但在盖世太保监狱里的整个期间，我却从来没见到过她眼里含有泪水。她很爱自己的家，但当狱外同志为了安慰她，让人转告她说，他们知道谁偷走了她家的家具，并且正在密切监视盗窃者的时候，她却回答说：“家具随它去吧。请他们不要在这上面费心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们办。现在他们必须代替我们工作。首先应当把最主要的事料理好。如果我能活下来，我自己会把家料理好的。”

　　一天，他们把这对夫妇分头押走了。我打听过他们俩的下落，但只是徒劳。在盖世太保那里，人们无影无踪地死去，却在千百座墓地里播下了种子。唉，这可怕的播种，将会有怎样的收获呢。

　　玛丽亚最后的嘱托是：

　　“上级，请转告外面的同志，不要为我难过，也不要被这件事吓祝我做了工人阶级要求我做的一切，我也将按照它的要求去死。”

　　她“只不过是一个女仆”。她没受过古典文学的教育，也不知道从前有人曾经说过：“过路人，请告诉拉刻代蒙的人们，我们依照他们的嘱托，倒在这里牺牲了。”·维苏希尔夫妇他们和叶林涅克夫妇住在一幢楼里，两家紧挨着。他们也叫约瑟夫和玛丽亚，是一个下层小职员的家庭，他们俩都比邻居的年岁稍大些。约瑟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应征入伍时，还是努斯列区里的一个十七岁的高个子青年。几个星期后，人们把他抬回来时已经打碎了一个膝盖，后来一直没治好。他同玛丽亚是在布尔诺一个野战医院里认识的，那时她是个护士。她比他大八岁，玛丽亚同她的前一个丈夫生活得很不幸，于是便离开了他。战争结束后，她就同约瑟夫结了婚。她对待他的态度始终像护士，又像母亲。他们俩都不是无产阶级家庭出身，也没形成一个无产阶级家庭。他们通向党的道路是比较艰难复杂的，——但他们终于找到了党。

　　像许多类似的情形一样，这条路是通过苏联达到的。早在德寇占领以前，他们就明白了应该朝哪个方向努力。他们曾在家里掩护过一些德国同志。

　　在最困难的年代里——苏联被入侵和一九四一年的第一次戒严期间，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就在他们家开过会。经常在他们家借宿的有洪扎·齐卡和洪扎·切尔尼，而以我的次数为最多。《红色权利报》的许多文章就是在这里写的，许多决议是在这里通过的，就在这里我第一次认识了“卡雷尔”——切尔尼。

　　他们夫妇俩都非常谨慎小心，遇到什么意外情况时——在地下工作中是经常会出现各种意外情况的——他俩总是知道该怎样处理。他们做这方面的工作很内行。谁也不会想到，这么一个好心肠的高个子铁路小职员维苏希尔和他的太太会参与这种犯禁的事情。

　　然而他在我之后不久竟被捕了。我在狱中第一次看见他时，感到惶恐不安。万一他供出来，那一切就会受到多大的威胁。但他沉默不语。他被抓到这里来，是因为他把几张传单给了一位朋友。——关于他盖世太保除了知道几张传单之外什么也不知道。

　　几个月后，由于有人出卖，盖世太保知道了洪扎·切尔尼曾住在维苏希洛娃的妹妹家里，于是他们用尽各种手段把佩彼克“审问”了两天，想从他那里探听到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的踪迹。第三天佩彼克来到“四〇〇号”，小心翼翼地坐到一个座位上，因为新的伤口使他非常难于坐下。我用疑问但同时也是鼓励的目光不安地望着他。他用努斯列区人那种简明的语句愉快地回答说：“只要脑袋不肯，那么嘴或屁股都不会说出来的。”

　　我很熟悉这个小家庭，我知道他们俩是怎样地相亲相爱，当他们俩不得不分别哪怕是一两天时间，他们都是多么闷闷不乐埃如今几个月过去了——在那个米赫列区舒适的住宅里，这些日子对于那个已经到了觉得孤独比死更为可怕的年龄的女人说来，该是多么沉重埃她做梦也在想怎样营救自己的丈夫，幻想他怎样回到这个小小的充满着田园乐趣的家庭里来，回到他们有点可笑地相互称呼“小妈妈”和“小爸爸”的家里来。她终于重新找到了唯一的道路：继续工作，为了自己，也为了他。

　　一九四三年新年之夜，她独自坐在桌子旁边，把丈夫的照片摆在他平常坐的那个地方。当午夜的钟声敲响时，她和丈夫的酒杯碰了杯，祝他健康，愿他早日归来，希望他活到解放。

　　一个月后，她也被捕了。这个消息使“四〇〇号”里的许多人都感到震惊。因为她是狱外联络员之一。

　　可她没有供出一个字来。

　　他们没有拷打她，因为她病得很厉害，经不起他们的拳打脚踢。可是他们用了更可怕的手段：用想象来折磨她。

　　在她被捕前几天，他们就把她丈夫送到波兰去做苦工了。

　　审问时，他们对她说：

　　“您瞧，那边的生活多苦呀。即使十分健康的人也都够呛，何况您丈夫还是个残废。他会受不了的，很难熬下去。他会在那边什么地方死去的，那您就再也见不到他啦。像您这样的年纪，还能再找到谁呢？如果您放聪明点，把您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那我们立刻就可以把他给您放回来。”

　　他被发放到那边的什么地方去了，我的佩彼克。可怜的人埃谁知道他会怎样死去呢？他们杀了我的妹妹，又要杀我的丈夫，留下我独自一个人，完全孤独的一个人。是的，我这样的年纪，还能再找谁呢？……我将要独自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下去……我能保住他，能让他们把他还给我……但是，要用这样的代价？如果这样做，我就不再是我了，他也不再是我的“小爸爸”了……她没有供出一个字来。

　　她不知在什么地方，在盖世太保设立的无数流放组中的一个组里消失不见了。紧接着又传来了佩彼克在波兰死去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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