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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母亲等人们安顿老头子睡下,并且同娜斯塔霞道过晚安后,便急忙跑进自己卧室。她迅速地脱了衣服,困乏不堪地倒在床上。她的昏昏沉沉的脑子里闪着“一百万”三个字;她的嘴唇无意识地嘟哝着:“上帝保佑,大卫王大慈大悲,”……

  为了让读者对我外祖父的家庭有一个更加清楚的了解,我认为有必要看看他每年冬天时常召请亲戚和他共同度过的晚会。

  通常由娜斯塔霞坐着车,花一两天时间,跑遍亲戚家,通知他们,巴维尔·波利西奇老爹请他们某日某时去他家喝茶。自然不会有人拒绝。应邀参加晚会的不仅有家长,还有孩子们,在约定的那一天,六点光景,外祖父家的大门前已经停了一长串马车。

  各处房间里生起炉子,烧得暖暖的,窗户没有装气窗,窗板也关得严严实实,因此,一点也着不出要让屋子里通通空气的意思。此外,为了接待客人,屋子里用一种什么药粉熏过,使空气变得更加间人。外祖父已经来到客厅里,坐在沙发上等候客人。他穿着“英国呢”燕尾服,系着白领结。沙发前面的桌子上点着两支蜡烛;沙发后面,穿衣镜两边各有一只烛台,每只烛台上点着两支蜡烛;大厅的墙上燃着一盏添过素油的神灯。侍役帕洪在沙发前的桌子上摆设点心甜食:软果糕、果冻、葡萄干、糖渍苹果,等等。

  所有的客人几乎同时到达。全是自己人:我们、费杜里雅耶夫姨父家的人、格利果里·巴甫内奇二舅、刘布亚金将军。参加这种晚会的外人只有官吏克留克文一人。晚会开始时,除了父亲和刘布亚金,亲戚们都走到老头子身边,吻他的手。然后,长辈们在桌子两边的圈椅里彬彬有礼地坐下来。两位已经定了亲的姑娘:娜杰日达大姐和萨莎·费杜里雅耶娃表姐,被安顿在窗边,小家伙们却不声不响地呆在厅屋里。那里特备了一些甜品,孩子们几乎眨眼工夫就把它们消灭光了。只有格利果里二舅,象个钟摆似地在房里来回踱着;克国克文倚在门框上,他一直保持着微微倾斜的姿势站在那里,仿佛随时都在听候差遣。

  我想趁这个机会给读者介绍一下几个参加晚会的人,关于他们,在这以前我还只顺便提过一提。

  刘布亚金是所谓典型的军界代表人物。这老头子六十五岁上下,精力充沛,举止灵活,结实得好象他永远不会衰老似的。很早就认识他的人们,从没有发现他的外表有丝毫的改变。他留着短发;他的头发,他的牙齿都一点也没有脱落,双颊红润,只是眼睛显出几分老态罢了。他是最接近外祖父的人,也是外祖父始终不渝的谈话对手。他们两人用心地阅读《莫斯科新闻》,并且互相交换读报心得。他们两人的兴趣相同,联系他们两人的是同样的一些往事。刘布亚金对外祖父的财产没有丝毫的私心,这也许是他博得外祖父好感的另一原因。刘布亚金自己有一笔为数不多的资金,他很满足于这笔资金的收益,把省下的每一个戈比给他的独生儿子存着。这个儿子已经成了家,在官场中混得挺不错,在一个边远省份里率领一个卫戍营,不仅不需要父亲的接济,他自己也在攒钱。而且他的孩子们将来也会象他一样地攒钱——这是绝对无可怀疑的,因此刘布亚金老头子可以死而无憾了。攒钱是最要紧的事,有了钱,什么事都好办了——这便是支配着全家人、也为刘布亚金所信守不渝的一条明智的信条。

  阿丽娜·巴甫洛夫娜姨母在她家里以迟钝出名。她的智力的确非常低下,但这并没有使她不象家里其他成员一样,带着羡慕的眼光注视外祖父的财产。在这种事情上,聪明人也罢,笨人也罢,心眼儿全是一模一样的。她比我母亲小几岁,但外表却老得多;她是个虚弱而且胖得不象样儿的女人,生着一张呆板的圆脸,两只愚钝无神的眼睛。她老是张着嘴巴,因此格利果里·巴甫内奇二舅无礼地管她叫“开口笨蛋”。但她也有美德:她热爱她的孩子们,准备为他们去干最冒险的事。有一次她居然鼓起勇气,咕咚一声跪倒在外祖父膝前,说:“爸爸!您干嘛拖延着不安排后事呢?难道您要委屈您的外孙们吗?”因为这次轻举妄动,老头子整整有一年时间不愿见她。

  最后谈谈费多特·加甫利内奇·克留克文。他是个典型的小官吏,年纪不大,看上去却已经是个老头儿:他的面孔干瘪、枯黄,经常露出乞求的神情;他的眼睛浑浊,老泪汪汪;他的头发稀稀拉拉,露出一块块象被蛾子蛀空的头皮。他说起话来,声音高而颤抖,仿佛嘤嘤吸泣;他走路不是一步步的走,而是在房里轻声地滑行。他为外祖父保守秘密,但看来并非忠心不贰。至少,母亲在看见他跟格利果里·巴甫内奇二舅打得火热的时候,她就不无根据地疑心二舅已经知道了不仅是她、就是外祖父的“美女”也一无所知的许多内情。外祖父显然也疑心他不忠实,但老头子对此并不在意。在大节日里,母亲虽然多方诱请他,他也很少上我们家来做客。他为外祖父效劳,外祖父对他是否有所酬劳,不得而知;然而我们亲戚中许多人认为,在他们的交往中隐藏着某种谁也役法揭晓的秘密。

  大家就座后,上茶、开始交谈。第一个话题是天气,大家抱怨天冷。已经是一月中了,可是冬季里从十一月一日算起,就没有一天暖和过,一天比一天更加寒冷。

  “这我早看出来了,”外祖父说道,“要是在库兹马一杰米扬节①可以坐雪橇出门,冬天准会冷得要命。”

  ①即纪念库兹马和杰米扬两个圣徒的节日,在十一月一日,按旧俄农村里的习惯,这一天是各种契约和佣工的期满日。

  “今天早上我把寒暑表放在阳光下试了试,是零下二十五度,格利果里·巴甫内奇二舅说。“他们从乡下运干草来,一个庄稼汉冻僵了,好容易才使他暖过来。”

  “这么冷的冬天,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一次:那时法国伦在莫斯科大吃大喝,闹得天昏地黑。”

  “那时候,爸爸,上帝知道,需要严寒,可是现在这样冷,就毫无道理了,”阿丽娜·巴甫洛夫娜姨母说。

  “你最好是去劝劝上帝,就说:不需要这样严寒。”

  “难道不该担心吗,爸爸!外头冷得要命,可是雪下得少。乡下来信说:秋播作物都快冻死了!”

  “那你就告诉上帝;我的秋播作物快冻死了。他听了你的话恐怕是会觉悟过来的。”

  大家笑了。

  “可是我儿子写信给我,”刘布亚金开口说,“说他们那边冬天很暖和。”

  “总是这样的:有的地方寒冷,有的地方暖和。你儿子怎么样?身体好吗?工作顺心吗?”

  “上帝保佑。检查官每年秋天上他们那儿去,总算没出什么岔子。”

  “上帝保佑——这就再好不过了。那些检查官少不了让他破点小费吧!”

  “有那么点儿毛病。我带兵的那阵,就常常碰到这种事。检查官来了,又吃又喝,全归我开账。至于送礼,更是不在话下。”

  “还要训你一顿才走。”

  “文官衙门可没有这种事,”二舅说。

  “文官衙门更坏。军人办事至少是不声不响的。长官一下来,四处瞧瞧,拿走他要拿的东西,从此就不再来了。文官却不然,钦差大臣一下来,拿了要拿的东西不算,事后还要说你的坏话。费多特·加甫利内奇,你对钦差大臣的看法怎样?”

  这话勾起了克留克文的不快;他亲身吃过钦差大臣的苦头。有一回,承钦差大臣的情,他险些儿丢了差事,要不是上帝保佑,他准给撤了职。

  “那是一些不值一提的小人,”他把身子向前探探,答道。

  “那一次你总算懂得什么叫做‘给点厉害你瞧瞧’吧!”外祖父笑了,在场的人也一齐跟着笑了。

  谈着谈着,话题不知不觉转到了贿赂问题上。

  “我们那阵,委员会里的委员们全受贿——要得可多啦!”外祖父说。“法国佬眼看要打来了,军队没有靴子穿,他们却满不当回事。什么破烂玩意都要。”

  “他们从前受贿,现在仍然受贿,”刘布亚金强调说。

  “而且将来还要受贿。”

  “因为他们是人,不是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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