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之传_朱彝尊

刘永之传

　　刘永之，字仲修，清江人，家饶于赀。既冠，未知学，过妇翁家，新淦练高者，早有才誉，永之友婿也。翁异视高，而庸众人遇永之。永之归，发愤就学，寒暑昼夜不懈，数年学大进，尤长《春秋》。与梁寅往复辩论经义，寅投以书，永之报曰：

　　日以《春秋本旨序》呈之左右，及奉还示，词累数百言，若有取于愚瞽之作，而教其所弗逮。然蒙固之见，有未尽白，而明谕有不可不复者，敢略布之。

　　执事之言曰：“诸如或日或不日，称爵，称人，名之，字之，王之称天与否，诸侯之列序与否，大夫之登名与否，皆因史之旧，非圣人之意之所存。”执事所论，度越老生宿师万万无疑。其曰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其彰乱逆之迹也。夫《春秋》之为《春秋》，明王法，彰乱逆，诚圣人之旨，然谓因鲁史之文而笔之，传之，修之，完之，使观者有所劝沮，王法由之而明。乱逆由之而彰，则可也。若谓损益乎鲁史而明之彰之，则弗可。

　　夫圣人者，岂尽异于人哉？其德，则圣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则犹夫人之子也。时无明王，谁知宗予，待之者曰季孟之间，则犹夫人之臣也。犹夫人之臣子，而私损益其国之信史，明王法而彰乱逆，无乃弗可乎？今之与古远矣，而其理弗异也。设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与其职守，而取今之国史而损益焉，予夺焉，褒讥焉，而公示之人，其不为僇民者鲜矣。圣人对阳货则谨诺，过宋而微服，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称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岂以其圣而傲当世哉？

　　盖方是时，各国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辞也，亦莫不有法焉。赵穿之弒，逆也。书曰“赵盾弒其君”，则晋史之良也。崔杼之弒，逆也。太史死者三人，卒书曰“崔杼弒其君”，则齐史之良也。之二国者，有二良焉，况于鲁有秉礼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谨严，莫过于鲁史，其属辞比事，可以为训，莫过于鲁史。具当世之治乱盛衰，可以上接乎《诗》、《书》之迹，莫过于鲁史。是以圣人有取焉，谨录而传焉，以寓其伤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恶于天下后世，故曰知我者将在是，罪我者将在是，亦圣人之谦辞耳。夫岂曰改周制，寓王法，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之谓哉？

　　其曰言之重，辞之复，必有大美恶焉，此先儒之说也。执事取之，故曰：首止之会盟，葵丘之会盟，皆再书焉，是美之大而详其辞也。稷之会，曰：成宋乱。刘单以王猛居于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乱，皆复言焉，是恶之大而详其辞也。

　　抑尝考之，盖史策之实录，而其纪载之体异焉耳。其凡有五：有据其事之离合而书之者，有重其终而录其始者，有重其始而录其终者，有承赴告之辞而书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辞，闻而知之而书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纪实也。或会而盟，盟而同日，是会之与盟，离而二事矣。合而一事则同书，离而二事则异书，固当然也。夫首止之与葵丘也，皆夏之会而秋之盟，是离而为二事矣。故再书焉，此据其事之离合而书之者也。践土之会，美矣，而盟不异书，同日也。平丘之会无美焉，而盟则异书。异日也，皆实之纪也。非美之大而详其辞也，将书其取鼎也，于稷之会，则始之以成宋乱，此重其终而录其始也。既书曰：“宋灾，伯姬卒也。”于澶渊之会，则终之宋灾故。此重其始而录其终也。会未有言其故者，于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书实来，则先言州公如曹，书齐侯伐北燕，则遂书暨齐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乱，叔鞅至自京师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乱，此非承赴告之辞，闻而知之而书之者也。刘单以王猛居于皇，则来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则来告矣，此承赴告之辞而书之者也。

　　他如程子之《传例》有曰：“将卑师少例书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将帅名氏多寡亦书人，此闻而知之者也，皆实之纪也，非恶之而详其辞也。程子曰：“《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乃易见也。其微辞隐义，时措得宜者，为难知也。”夫所谓易见，则然矣。其曰隐微难知，果何谓哉？圣人将昭大辨于万世，顾乃有隐微难知之义，是未免蹈前儒之失也。仆之愚，不敢以为然也，虽然程子之传，有舍乎褒贬予夺而立言者，则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学术，正矣。其论议辨而严矣，其失则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尝曰：“有程子之《易》，可自为一书。谓其言理之精而非经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自为一书焉可也。”夫时有远近，则史有详略，则辞有同异，此甚易晓也。若自文以上，日食有不书日者，文以下悉书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书至者十七。文以后，君行九十，书至者六十四是也。执事所谓随时而观经，此诚善也。

　　而公羊子曰：“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何休曰：“所见之世，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词焉。所闻之世，思王父少杀，故讳亦少杀焉。所传闻之世，思高曾又少杀，故弗之讳焉，甚乎其陋矣。”陈傅良曰：“隐、桓、庄、闵，一书法也。僖、文、宣、成，一书法也。昭、襄、定、哀，一书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详略，而曰圣人随其时而异其书焉，其贤于公羊何氏者几希？

　　大较说者之失有三，尊经之过也，信传之笃也，不以《诗》、《书》视《春秋》也。其尊之也过，则曰圣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笃，则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视之异乎《诗》、《书》也，则曰此见诸行事也。此刑书也，夫以为圣人之作，而传者有所受，则宜其求之益详，而傅合之益凿也，以为见诸行事，以为刑书，则宜其言之益刻。而煅炼之益深也，以为美，则强求诸辞曰：“此予也，此褒也，圣人之微辞也。”或曰：“圣人之变文也。”一说弗通焉，又为一说以护之。一论少窒焉，又为一论以饰之。使圣人若后世法吏，深文而巧诋，蔑乎宽厚之意，此其失非细故也。

　　今仆之愚曰：其文则鲁史，其义则彰善而瘅恶，冀述而传于后，则以删《诗》定《书》赞《易》同。其狂僭而为传也，则直释其义。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恶者，曰如是而恶。夫褒讥予夺之说，其区别凡例，则主程子。其纲领大意，则主朱子。其三传则主左氏。以杜预说时核其缪妄，诸家则无适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

　　寅得书，无以难也。永之与南昌刘崧、万石，大梁辛敬，襄城杨士弘，江宁周浈，泰和王佑及高为诗友，文誉远出高右。兼工书法，篆楷行草皆有师承，轻于财货，施连郡县，已独泊然布素，日静处一室，以翰墨自适，客至不具盛馔，酒数行，论文赋诗，焚香鼓琴而已。尝一至京师，宋濂亟称其文，欲留之，以耳聋辞归，后以子奉获罪，籍其家，奉死。永之当徙莱州，行至桃源，病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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