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遺書·卷十七伊川先生語三

卷十七伊川先生語三(1)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個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善讀《中庸》者，只得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也。

　　《睽》之上九，《離》也。《離》之為德，在諸卦莫不以為明，獨於《睽》便變為惡。以陽在上則為亢，以剛在上則為狠，以明在上變而為察，以狠以察所以為睽之極也。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己察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則吉，遇雨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則必反，故睽極則必通，若睽極不通，卻終於睽而已；二是所以能解睽者，卻是用明之功也。

　　大抵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卻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卻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卻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卻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為不滿意，焚之矣」）。」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榷酤，民有買撲，無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為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如損節得酒課，民食亦為小充。分明民食，卻釀為水後令人飲之，又不當飢飽。若未能絕得買撲，若且只諸縣都鄙為之，亦利不細。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眾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然於物上理會也得，不理會也得（且須於學上格物，不可不詣理也）。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眾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個風以動之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曰：「此無他，知道者多即道明，知者少即道不明也。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也。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時間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以致然也？蓋是聖人既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天下之大，經二千年間，求如一顏、閔者，不可得也。」

　　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個公與私也。才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與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才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雖有淺近處，即卻無包含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含不盡處？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

　　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一本無便止二字，云：「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而稍緩。苟能遇難而益堅，聞過則改，何遠弗至也？」）。

　　先代帝王陵寢下，多有閑田。推其後，每處只消與田十頃，與一閑官世守之。至如唐狄仁傑、顏杲卿之後，朝廷與官一人，死則卻絕，不若亦如此處之，亦與田五、七頃。

　　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為爭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為法則無所爭。

　　後世人理全廢，小失則入於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人理，一作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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