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遺書·卷六二先生語六(3)

卷六二先生語六(3)

　　石奢不當死，然縱法當固辭乞罪，不罪他時，可以堅請出踐更錢，此最義（一作最沒義）。《易》爻應則有時而應，又遠近相感而悔吝生。

　　王通《家人》卦是（《易傳》言，明內齊外，非取象意，疑此「是」字上脫一「不」字也）。

　　《詩序》必是同時（一作國史）所作，然亦有後人添者。如《白華》只是刺幽王，其下更解不行；《綿蠻》序「不肯飲、食、教、載之」，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絕不成言語也。又如「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

　　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見，若曰「民雖使至治，止由之而已」，安知聖人？《二南》以天子在上，諸侯善化及民，安得謂之至？其有不合周公之心，固無此。設若有不合者，周公之心必如是勤勞。

　　「五世」，依約。君子小人在上為政，其流澤三、四世不已，五世而後斬。當時門人只知辟楊、墨為孟子之功，故孟子發此一說，以推尊孔子之道，言「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孔子流澤至此未五世，其澤尚在於人，予則私善於人而已。

　　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彝，然亦惡亂人之心。無恥之恥（注是）。

　　行之不著，如此人多。若至論，雖孔門中亦有由而不知者，又更有不知則不能由。

　　「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一事，則可以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常，此相對而言。若舜、曾子養生，其心如此，又安得不能當大事（人未有自致，必也親喪乎）？

　　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仁言」，為政者道其所為；「仁聲」，民所稱道。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養氣以心為主，若言失中，心不動亦不妨。

　　「一言而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言由之見信如此。刑法，國人尚可信，其他可知。

　　若臧武仲之知，又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合此四人之偏，文之以禮樂，方成聖人，則盡之矣。

　　「先進於禮樂」，質也；「後進於禮樂」，文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其下則史，孔子從之，矯枉欲救文之弊。然而「吾從周」，此上文一事。又有不從處，「乘商之輅」。

　　《中庸》首先言本人之情性，次言學，次便言三王酌損成王道，餘外更無意。三王下到今，更無聖人，若有時，須當作四王。王者制作時，用先代之宜世者。今也法當用《周禮》，自漢以來用。

　　有愛人之心，然而使民亦有不時處，此則至淺。言當時治千乘之國若如此時，亦可以治矣。聖人之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句，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時，便即是淺近去。

　　齊經管仲霸政之後，風俗尚權詐，急衣食。魯之風俗不如此，又仲尼居之。當時風俗亦甚美，到漢尚言齊、魯之學天性。只說風俗，若謂聖賢，則周公自不之魯，太公亦未可知。又謂齊經田恒弑君，無君臣上下之分，也不然。

　　「色難」形下面「有事服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諭父母於道，能養志使父母說，卻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極時，養志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不能。

　　在邦而己心無怨，孔子發明仲弓，使知仁字。然舜在家亦怨，周公狼跋亦怨（又引《文中子》）。「不有祝珝之佞與宋朝之美」（才辯），難免世之害矣。

　　當孔子時，傳《易》者支離，故言「五十以學《易》」。言學者謙辭，學《易》可以無大過差。《易》之道，惟孔子無大過。「詩書」，統言；「執禮」，人所執守。

　　賢者能遠照，故能避一世事。其次避地，不居亂邦。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此非自得也，勉而能守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以勉中人之學也。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益哉？（一本云：「經者載道之器，須明其用。如誦詩須達於從政，能專對也。」）

　　今之學者，歧而為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為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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