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遗书·附师说后

附师说后

　　幽王失道，始则万物不得其性，而后恩衰于诸侯以及其九族，其甚也，至于视民如禽兽（《鱼藻》之什，其《序》如此）。

　　孔子之时，诸侯甚强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礼虽甚废坏，然未泯绝也。故齐、晋之霸，非挟尊王之义，则不能自立。至孟子时则异矣。天下之大国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绝而泽竭矣。夫王者，天下之义主也，民以为王，则谓之天王天子；民不以为王，则独夫而已矣。二周之君，虽无大恶见绝于天下，然独夫也。故孟子勉齐、梁以王者，与孔子之所以告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时行而已矣。

　　不动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动者，有以义制心而不动者。此义也，此不义也，义吾所当取，不义吾所当舍，此以义制心者也。义在我，由而行之，从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动之异。

　　凡有血气之类，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勇者所以敌彼者也，苟为造道而心不动焉，则所以敌物者，不赖勇而裕如矣。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穷理则尽性，尽性则知天命矣。天命犹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则谓之命，命者造化之谓也。

　　《书》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圣人本天，释氏本心。

　　忠者，无妄之谓也。忠，天道也。恕，人事也。忠为体，恕为用。“忠恕违道不远”，非一以贯之之忠恕也。真近诚，诚者无妄之谓。

　　气有善不善，性则无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气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养气者，养之至则清明纯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养心，或曰养气，何也？曰：“养心则勿害而已，养气则志有所帅也。”

　　贱妾得进御于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逾之时也。乃能谨于“抱衾与裯”，而知“命之不犹”，则教化至矣。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恻隐之心，人之生道也，虽桀、跖不能无是以生，但戕贼之以灭天耳。始则不知爱物，俄而至于忍，安之以至于杀，充之以至于好杀，岂人理也哉？

　　有欲乱之人，而无与乱者，则虽有强力，弗能为也。今有劫人以杀人者，则先治劫者，而杀者次之。将以垂训于后世，则先杀者而后劫者。《春秋》书“郑公子归生杀其君夷”是也。

　　诸葛瑾使蜀，其弟亮，与瑾非公会不觌。亮之处瑾为得矣。使吴之知瑾，如备之遇亮，复何嫌而不得悉兄弟之欢也！

　　《春秋》丧昏无讥，盖日月自见，不必讥也。唯哀姜以禫中纳币，则重迭讥之：曰“逆妇”，曰“夫人至”，恐后世不以为非也。他皆曰“逆女”，此独云“妇”，而又不曰“夫人”，盖已纳币则为妇，违礼而昏则不可谓之夫人。

　　“贞而不谅”，犹大信不约也。

　　智出于人之性。人之为智，或入于巧伪，而老、庄之徒遂欲弃智，是岂性之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

　　孔子之时，道虽不明，而异端之害未甚，故其论伯夷也以德。孟子之时，道亦不明，异端之害滋深，故其论伯夷也以学。道未尽乎圣人，则推而行之必有害矣。故孟子推其学术而言之也。夫辟邪说以明先王之道，非拔本塞源不能也。

　　《青蝇》诗言樊、棘、榛，言二人、四国。自樊而观之，则樊为近而棘、榛为远；自二人而观之，则二人为小而四国为大。谗人之情，常欲污白以为黑也，而其言不可以直达，故必营营往来，或自近以至于远，或自小而至于大，然后其说得行矣。

　　文王之德，正与天合，“明明于下”者，乃“赫赫于上”者也。

　　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有忠矣，而行之以恕，则以无我为体，以恕为用。所谓“强恕而行”者，知以己之所好恶处人而已，未至于无我也。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以“为仁之方”也。

　　富文忠公辞疾归第，以其俸券还府，府受之。先生曰：“受其纳券者固无足议，然纳者亦未为得也。留之而无请可矣。”名分正，则天下定。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体也。心与道，浑然一也。对放其良心者言之，则谓之道心；放其良心则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伊川先生病革，门人郭忠孝往视之，子瞑目而卧。忠孝曰：“夫子平生所学，正要此时用。”子曰：“道着用，便不是。”忠孝未出寝门而子卒（一本作或人仍载尹子之言曰：“非忠孝也。忠孝自党事起，不与先生往来。先生卒，亦不致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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