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遗书·卷六二先生语六(3)

卷六二先生语六(3)

　　石奢不当死，然纵法当固辞乞罪，不罪他时，可以坚请出践更钱，此最义（一作最没义）。《易》爻应则有时而应，又远近相感而悔吝生。

　　王通《家人》卦是（《易传》言，明内齐外，非取象意，疑此“是”字上脱一“不”字也）。

　　《诗序》必是同时（一作国史）所作，然亦有后人添者。如《白华》只是刺幽王，其下更解不行；《绵蛮》序“不肯饮、食、教、载之”，只见《诗》中云“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命彼后车，谓之载之”，便云“教载”，绝不成言语也。又如“高子曰：灵星之尸也”，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

　　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见，若曰“民虽使至治，止由之而已”，安知圣人？《二南》以天子在上，诸侯善化及民，安得谓之至？其有不合周公之心，固无此。设若有不合者，周公之心必如是勤劳。

　　“五世”，依约。君子小人在上为政，其流泽三、四世不已，五世而后斩。当时门人只知辟杨、墨为孟子之功，故孟子发此一说，以推尊孔子之道，言“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孔子流泽至此未五世，其泽尚在于人，予则私善于人而已。

　　邪说则终不能胜正道。人有秉彝，然亦恶乱人之心。无耻之耻（注是）。

　　行之不著，如此人多。若至论，虽孔门中亦有由而不知者，又更有不知则不能由。

　　“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尽此一事，则可以当天下之大事。“养生”，人之常，此相对而言。若舜、曾子养生，其心如此，又安得不能当大事（人未有自致，必也亲丧乎）？

　　王者之《诗》亡、《雅》亡，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仁言”，为政者道其所为；“仁声”，民所称道。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养气以心为主，若言失中，心不动亦不妨。

　　“一言而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言由之见信如此。刑法，国人尚可信，其他可知。

　　若臧武仲之知，又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合此四人之偏，文之以礼乐，方成圣人，则尽之矣。

　　“先进于礼乐”，质也；“后进于礼乐”，文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下则史，孔子从之，矫枉欲救文之弊。然而“吾从周”，此上文一事。又有不从处，“乘商之辂”。

　　《中庸》首先言本人之情性，次言学，次便言三王酌损成王道，余外更无意。三王下到今，更无圣人，若有时，须当作四王。王者制作时，用先代之宜世者。今也法当用《周礼》，自汉以来用。

　　有爱人之心，然而使民亦有不时处，此则至浅。言当时治千乘之国若如此时，亦可以治矣。圣人之言，虽至近，上下皆通。此三句，若推其极，尧、舜之治亦不过此。若常人之言近时，便即是浅近去。

　　齐经管仲霸政之后，风俗尚权诈，急衣食。鲁之风俗不如此，又仲尼居之。当时风俗亦甚美，到汉尚言齐、鲁之学天性。只说风俗，若谓圣贤，则周公自不之鲁，太公亦未可知。又谓齐经田恒弑君，无君臣上下之分，也不然。

　　“色难”形下面“有事服劳”而言，服劳更浅。若谓谕父母于道，能养志使父母说，却与此辞不相合。然推其极时，养志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不能。

　　在邦而己心无怨，孔子发明仲弓，使知仁字。然舜在家亦怨，周公狼跋亦怨（又引《文中子》）。“不有祝珝之佞与宋朝之美”（才辩），难免世之害矣。

　　当孔子时，传《易》者支离，故言“五十以学《易》”。言学者谦辞，学《易》可以无大过差。《易》之道，惟孔子无大过。“诗书”，统言；“执礼”，人所执守。

　　贤者能远照，故能避一世事。其次避地，不居乱邦。不愧屋漏，则心安而体舒。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此非自得也，勉而能守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以勉中人之学也。

　　经所以载道也，器所以适用也。学经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适用，奚益哉？（一本云：“经者载道之器，须明其用。如诵诗须达于从政，能专对也。”）

　　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

　　夫内之得有浅深，外之来有轻重。内重则可以胜外之轻，得深则可以见诱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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