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筹滇黔大局折|曾国藩

通筹滇黔大局折

　　（同治四年三月十五日）

　　奏为遵旨通筹滇、黔大局，恭折复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滇、黔惨遭蹂躏十有余年，谁非朝廷赤子，岂忍坐视其颠危而不一拯救！惟以东南未尽荡平，西北尤关紧要，是以征兵筹饷，不得不先清腹地，再顾边陲。兹幸江、浙肃清，东南底定。张亮基身任黔抚，自不得不为滇、黔筹画。曾国藩等前奏遣撤楚勇，能否派员酌带赴黔交张亮基调遣，及各省厘金能否酌量先为分拨若干以资接济之处，著曾国藩、李鸿章妥为区画。”等因。钦此。

　　又奉三月初四日上谕：

　　“此时滇中军务未平，纪纲废驰，非有督抚大员带兵入滇，相机剿抚，不足挽回全局。林鸿年现拟进扎昭东，保全完善，以期节节前进。第饷项支绌，疐后跋前，仍恐于事无益。官文、曾国藩等素顾大局，务当与吴昌寿、李鸿章等各就本省情形，于拨解西征饷银外，每月可以协解滇饷若干？酌定数目，迅速奏明办理。”等因。钦此。

　　仰见皇上廑念民瘼，绥靖边徼之至意。臣查滇省于天下为最远，黔省于天下为最贫，当此事局糜烂之余，实有鞭长莫及之势。然圣主绍承大统，虽在新疆万里之外，犹且尺土在所必争，一民在所必救，况滇、黔尚属内地，岂得不力图远略，规复旧基。

　　自古行军之道不一，而进兵必有根本之地，筹饷必有责成之人。故言谋江南者，必以上游为根本。谋西域者，必以关内为根本，理有固然，古今不易。臣愚窃谓谋滇当以蜀为根本，即以筹饷责之四川总督；谋黔当以湘为根本，即以筹饷责之湖南巡抚。蜀之南多与滇邻，湘之西多与黔邻，进剿即所以自防，势有不得已者，义亦不得而辞。惟既令其专谋一方，则不能兼顾他省。试就湖南论之，近年西剿贵州，东防江西，本省之兵为数不少。而又有东征一局，以巨款解济皖、吴。此外又有滇捐之局，黔捐之局，江西捐局，浙江捐局。各处之筹饷愈多，则本省之进款愈少，断不能大有所为。

　　上年恽世临派周洪印、戈鉴等进剿贵州，连克古州、都江、上江、天柱四城，黔民已有来苏之望。当时若能乘势进取，北剿镇远，南攻都匀，即可与贵阳省城通气，劳崇光等亦不至坐困若此。因湖南饷项无几，恽世临不敢募勇添营，大举深入，致负黔人之望。今皇上慨然远虑，思出黔民于水火，饬臣与李鸿章妥为区画。新任抚臣李瀚章，本在臣营六年之久，又系李鸿章之胞兄，金陵回湘之将，苏军得力之员，多与李瀚章相知相信。若令选将练兵，专图黔事，必可次第奏功。但东征局既裁之后，只能酌添本省之厘以济平黔之饷，不能多供甘肃，更不能分济云南。谋一则情专，饷分则力薄。此谋黔之一说也。

　　又就四川论之，近年肃清本省，协济外省，亦已悉索敝赋，杼轴久空。成都去滇省近三千里，万山丛杂，兵多则粮运极艰，兵少则回匪难制。即竭蜀力以图云南，尚恐无济。又况川北之保宁、龙安，须以重兵防甘萧之贼，川南之酉阳、泸州，须以重兵防贵州之贼，其势不能专事滇境而尽弃他处。然滇省孤悬南徼，惟四川相距稍近。昭通、东川二府，康熙以前本隶四川，雍正年间，始隶云南。皇上不忍弃滇民于化外，舍蜀别无下手之方。倘使四川督臣能兼督办滇省军务之衔，或竟赴叙州驻扎半年，调度一切，每月专解滇饷四五万，抚臣林鸿年进扎昭东，庶几有恃无恐，而文武兵勇之相从入滇者，去其有往无归之惧，乃可鼓其立功杀贼之心。

　　数月之后，果能于昭东立定脚跟，修明政事，滇民感天子之不弃遐陬，信抚臣之足资保障，相率来归，共图剿回之法。然后开铜厂以兴鼓铸，造战船以利转运，或可挽回全局。此又谋滇之一说也。臣亦知湘、蜀两省物力有限，然非湖南节节进剿，则守黔省者将因援尽而终陷。非四川月月馈运，则进昭通者将因粮绝而仍退。后此愈难措手矣。张亮基欲征兵于苏、皖，林鸿年欲分饷于长沙，其用心良苦，而其成效难期。倘蒙皇上俯采臣言，以黔事责之湘抚，以滇事责之川督，则甘肃之饷应责成江苏、江西、浙江、湖北四省，臣等均不敢有所推诿。所有遵旨通筹滇、黔军务缘由，谨缮折由驿五百里复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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