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桂文集》序|杨维桢

《聚桂文集》序

　　秦汉之士无时文，以其所陈说于上者皆近乎古，而未有立体制、定格律以为去取，如唐宋以来号为举业者也。韩愈氏病之，以为大惭者大好，则时文不可以传世也谂矣。我朝设科取士虽沿唐宋，而其制则成周，文则追古于唐宋之上，故科文往往有可传者。然有司大比之所选者，又不若师儒义试之所为取为优也，何者？大比之所选，仅一日之长；而义试之所取，则宽以岁月之所得也。大比开而作者或有遗珠之憾，则主司之负诸生也。义试开之，作者或无擅场之手，则诸生之负主司也。

　　嘉禾濮君乐闲为聚桂文会于家塾，东南之士以文卷赴其会者凡五百馀人，所取三十人，自魁名吴毅而下，其文皆足以寿诸梓而传于世也。予与豫章李君一初实主评裁，而葛君藏之、鲍君仲孚又相讨议于其后，故登诸选列者，物论公之，士誉荣之。即其今日之所选者，莫盛于江浙，而江浙之盛，饶、信为称首者。乡评里校之会，岁不乏绝也。今饶、信之盛，移于嘉禾，嘉禾之贤守长实为集贤凌公，颛务古文而崇化文士。有名世者作，不惟斯文增重，而嘉禾之文风义俗从而振焉。则文会之作，固有补于司政者不少也。

　　斯文锓梓，濮君又求一言以叙首，于是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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