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内传·发例(5)

发例(5)

　　二十一

　　以《易》为学者问道之书而略筮占之法，自王弼始。嗣是言《易》者不一家，虽各有所偏倚，而随事以见得失之几，要未大远于《易》理。惟是专于言理，废筮占之法于不讲，听其授受于筮人，则以筮玩占之道，不能得先圣人谋鬼谋、百姓与能之要。至朱子作《启蒙》，始详焉。乃朱子之法，一本之沙随、程氏，其三爻变以上无所适从，但以晋文公之筮贞《屯》悔《豫》为证，至五爻变则据穆姜之筮《随》，而又谓史妄引《随》之《彖辞》。今按三爻变，则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辞》。假令筮得《乾》，而三、五、上变为《归妹》，《乾》《彖》曰“元亨利贞”，而《归妹》曰“征凶无攸利”；又令筮得《家人》，初、二、四变为《姤》，《家人》《彖》曰“利女贞”，《姤》曰“女壮勿用取女”；得失吉凶，相反悬绝，占者将何所折衰邪？其四爻、五爻、六爻变，皆舍本卦而专取之卦，本之不立，急于趣时，以静为动，以动为静，于理不安之甚。盖所谓之卦者，一出于筮人，而极于焦赣四千九十六之《繇辞》。若以易简而知险阻言之，则三百八十四之《爻辞》通合于六十四《彖》之中，已足尽天人之变。如以为少而益之，则天化物理事变之日新，又岂但四千九十六而已哉！故赣之《易林》，诡于吉凶，而无得失之理以为枢机，率与流俗所传《灵棋经》《一撮金》，同为小人细事之所取用，亵天悖圣，君子不屑过而问焉。是之卦之说，三圣之所不用，亦已审矣。惟《春秋传》晋文、穆姜之占，以之卦为说，乃皆曰八，则疑为《连山》《归藏》之法，而非《周易》之所取。其他传之所载，虽曰某卦之某，所占者抑惟本卦动爻之辞，且概取本卦一爻以为占，未必其筮皆一爻动而五爻不动。意古之占法，动爻虽不一，但因事之所取象，位之与相当者，一爻以为主而略其余。特自王弼以来，言《易》者置之不论，遂失其传，而沙随、程氏以臆见为占法，则固未足信也。

　　二十二

　　《易》三画而八卦小成，一函三之数，三才之位也；重而为六，阴阳、刚柔、仁义之道，参两之数也。象数一依于道，故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邵子挟其加一倍之术以求天数，作二画之卦四、四画之卦十六、五画之卦三十二，于道无合，于数无则，无名无象，无得失之理，无吉凶之应，窃所不解。加一倍之术，无所底止之说也。可二画，可四画，可五画，则亦可递增而七、八、九画，然则将有七画之卦百二十八、八画之卦二百五十六、九画之卦五百一十二，渐而加之以无穷无极，而亦奚不可哉！邵子之学如此类者，穷大失居而引人于荒忽不可知之域，如言始终之数，自《乾》一而以十二、三十相乘，放《坤》之三十一万、三千四百五十六万、六千五百六十三、万八千四百万，运算终日而得之，不知将以何为？《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学《易》者知其数：一函三为体，阳九阴六为用，极于万二千五百而止。畏圣人之言，不敢侮也。

　　二十三

　　《六经》一以夫子所定为正。董仲舒言，“道术归于一，诸不在六艺之科者，勿使并进”，万世之大法，为圣人之徒者勿能越也。故《尚书》虽有《汲冢周书》，《诗》虽有传记所引少昊之诗，《白云》之谣，《春秋》虽有《竹书纪年》，《礼》虽有《夏小正》，无有援古以加于圣经者；况秦汉制诰之书，《铙歌》《清商》之诗，王通《元经》之拟春秋，叔孙绵蕞之制朝礼，其不敢跻而上之以杂圣教，正道异端之辨，严矣哉！何至于《易》而前引旷古无征之伏羲以为之图说，后则有八宫、世应、飞神、伏神、六龙、六亲、纳甲之邪说，公然登之圣经之列而不知忌惮？为圣人之徒者，何其诬也！以康节之先天，安排巧妙，且不足以与于天地运行之变化，况八宫、世应之陋术哉！《乾》之变穷于《剥》，何以反下而为《晋》？又全反其所已变而为《大有》？无可奈何，而为游魂、归魂之说以文之。何以游？何以归也？无能言其故也，穷斯遁也。其以五行割裂而配八卦也，《坎》《离》何以专水、火，而木、金、土兼摄二卦；《乾》《坤》为变化之本原，而使与《兑》《艮》伍，以分金、土之半；《坤》《艮》杳不相及，而使同司土政。皆灭理逆天之说耳。至于纳甲取象于月魄之死生，本出于魏伯阳修炼之小数，而下游为房中妖淫之技，其惑道诬民，岂但《元经》之于《春秋》、绵蕞之于《三礼》哉！非圣者无法，而小人趋利避害，乐奉之以为侥幸之媒。刘爚氏，儒者也，为之说曰：“辞与事不相应，吉凶何自而决？盖人于辞上会者浅，于象上会者深；文王、周公之辞虽以明卦，然辞之所该终有限，故有时而不应。”其非圣无法以崇尚邪说也，甚矣！二圣之辞有限，而鬻术者推测之小慧为无穷乎？其云有时而不应者，则自有故。假令一人就君子而问穿窬之得财与否，君子岂能以其所获之多寡而告之？即令有人以贾贩之售不售、求酒索食之有无问，君子又岂屑役其心，以揣其多寡利钝而告之？故曰：“伐国不问仁人。”仁人且不可问，而《易》者天之明赫、诚之形著、几之明威、鬼神之盛德，四圣崇德广业、洗心藏密之至仁大义，其屑为此琐琐者谋乎？象数者，天理也，非天理之必察，于象数亡当焉，而恶乎相应？有时不应，固其宜也。其在君子，则语默从心，苟问非所问，则隐几而卧，曳杖而去之已耳。若蓍策者，虽神之所凭，抑听人之运焉者也。神不能掣筮人之腕指而使勿揲，则听其渎而不禁，而揲之奇偶自然必合于七八九六，鬼神不能使妄渎者之不成乎爻象。有象则有辞，亦如孔子之遇阳货于涂，非欲欺之，而自不与其言相应。所问不应，又何疑焉！即或偶应，亦偶遇而非神之所形。怙愚不肖者，不能如穆姜之自反以悔其渎而不告，乃归咎于文王、周公之辞有限而不足以尽象，悍而愚不可瘳矣。揣其意，不过欲伸康节观梅之术，与京房世应，《火珠林》禄马贵合刑杀之邪妄，以毁圣人而已。孔子曰：“所乐而玩者，《易》之辞也。”篇内推广辞中之精义以旁通之，苟君子以义而筮，如父母也，如师保也，何有不应之疑邪？

　　二十四

　　揲蓍之法，当视过揲七、八、九，六四数之实以定阴阳老少，而不当论归奇，《外传》已详辨之矣。其著明者，莫如夫子之言。《系传》曰“《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坤》之策百四十四”，过揲之数也。若《乾》之归奇七十八，《坤》之归奇百五十，圣人之所弗道也。又曰“《乾》《坤》之策三百六十，当期之日”。若合《乾》《坤》之归奇，则二百二十八，于天之象数一无所准。圣人之言炳如日星，而崇后世苟简之术，取归奇之《易》于数记，谓但论归奇之五、四、九、八，乱奇偶之成象，诬过揲为赘旒，非愚所知也。后儒谈《易》之敝，大抵论《爻》则不恤《彖》，论《彖》《爻》则不恤《系传》，不知三圣之精蕴非《系传》二篇不足以章著。此乃孔子昭示万世学《易》、占《易》之至仁大义，昭回于天者。而往往以日者苟简邪淫之说为师。朱子师孔子以表章六艺，徒于《易》显背孔子之至教。故善崇朱子者，舍其注《易》可也。邵康节乱之于前，王介甫废之于后，蔡西山以术破道，而星命葬术，为《王制》杀而弗赦者，复弄《易》以神其说，则朱子之于《易》，舍周、公以从术士，苟简之术也，于此可以知朱子之过矣。

　　二十五

　　夫之自隆武丙戌，始有志于读《易》。戊子，避戎于莲花峰，益讲求之。初得《观》卦之义，服膺其理，以出入于险阻而自靖；乃深有感于圣人画象系辞，为精义安身之至道，立于易简以知险阻，非异端窃盈虚消长之机，为翕张雌黑之术，所得与于学《易》之旨者也。乙未，于晋宁山寺始为《外传》，丙辰，始为《大象传》。亡国孤臣，寄身于秽土，寄志无可酬，业无可广，惟《易》之为道则未尝旦夕敢忘于心，而拟议之难，又未敢轻言也。岁在乙丑，从游诸生求为解说。形枯气索，畅论为难，于是乃于病中勉为作《传》，大略以《乾》《坤》并建为宗，错综合一为象。《彖》《爻》一致，四圣一揆为释；占学一理，得失吉凶一道为义，占义不占利，劝诫君子、不渎告小人为用，畏文、周、孔子之正训，辟京房、陈抟日者黄冠之图说为防。诚知得罪于先儒，而畏圣人之言，不敢以小道俗学异端相乱，则亦患其研之未精，执之未固，辨之未严，敢辞罪乎！《易》之精蕴，非《系传》不阐，观于《系传》，而王安石屏《易》于三经之外，朱子等《易》于《火珠林》之列，其异于孔子甚矣。衰困之余，力疾草创，未能节繁以归简，饰辞以达意。汰之炼之，以俟哲人。来者悠悠，谁且为吾定之者？若此篇之说，间有与《外传》不同者：《外传》以推广于象数之变通，极酬酢之大用，而此篇守《彖》《爻》立诚之辞，以体天人之理，固不容有毫厘之逾越。至于《大象传》，则有引伸而无判合，正可以互通之。《传》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岂徒以其言哉！躬行不逮，道不足以明，则夫之所疚愧于终身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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