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集(184)_梦远书城

一八四

　　更思足下轻敌之意，殆犹以为彼夷狄耳。此天下士大夫之通病，有断断不可不改者。语曰：“知己知彼。”先必求己之有可重，而后可以轻人。今中国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即求并列于夷狄犹不可得，遑言变夷耶？即如万国公法，为西人仁至义尽之书，亦即《公羊春秋》之律。惜中国自己求亡，为外洋所不齿，曾不足列于公法，非法不足恃也。

　　欧洲百里之国甚多，如瑞士国国势甚盛，众国公同保护，永为兵戈不到之国，享太平之福六百年矣。三代之盛，何以加此？尤奇者，摩奈哥止三里之国，岁入可万余元，居然列于盟会，非公法之力能如是乎？中国不自变法，以求列于公法，使外人代为变之，则养生送死之利权一操之外人，可使四百兆黄种之民胥为白种之奴役，即胥化为日本之虾夷，美利坚之红皮土番，印度、阿非利加之黑奴！

　　此数者，皆由不自振作，迨他人入室，悉驱之海隅及穷谷寒瘠之区，任其冻饿。黑奴生计日蹙，止堪为奴。红皮土番，初亦不下千百万，今则种类顿少至十数倍。虾夷则澌灭殆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奈何一不知惧乎？无怪西人谓中国不虚心，不自反，不自愧，不好学，不耻不若人，至目为不痛不痒顽钝无耻之国。自军兴后，其讥评中国尤不堪入耳。偶晤西人之晓华语者，辄故作哀怜慰勉之词来相戏嬲，令人愧怍，无地自容。

　　而今日又有一种议论，谓圣贤不当计利害。此为自己一身言之，或万无可如何，为一往自靖之计，则可云尔。若关四百兆生灵之身家性命，壮于趾而直情径遂，不屑少计利害，是视天下如华山桃林之牛马，听其自生自死，漠然不回其志，开辟以来，无此忍心之圣贤。即圣人言季氏忧在萧墙之内，何尝不动之以利害乎？孟子一不可敌八之说，小固不可以敌大，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又何尝不计利害？虽滕文公之艰窘，不过告以强为善以听天，若使孟子不计利害，便当告滕文公兴兵伐齐、楚矣。尧、舜相授受，犹以四海困穷，与十六字并传，而阜财之歌不忘于游宴，是小民之一利一害，无日不往来于圣贤寝兴寤寐之中。

　　若今之所谓士，则诚不计利害矣。养民不如农，利民不如工，便民不如商贾，而又不一讲求维持挽救农工商贾之道，而安坐饱食以高谈虚空无证之文与道。夫坐而论道，三公而已。今之士止骛坐言，不思起行，是人人为三公矣。吾孔子且下学而上达，今之士止贪上达，不勤下学，是人人过孔子矣。及至生民涂炭，万众水火，夺残生于虎口，招余魂于刀俎，则智不足以研几，勇不足以任事，惟抱无益之愤激，而哓哓以取憎。其上焉者，充其才力所至，不过发愤自经已耳，于天下大局，何补于毫毛！其平日虚度光阴，益可知矣。

　　英教士李提摩太者，著中国失地失人失财之论，其略曰：“西北边地，为俄国陆续侵占者，可方六千里。此失地也，而知之者百无一人也。中国五十年前，人民已四百二十兆口，以西法养民之政计之，每岁死生相抵外，百人中可多一人，然至今初无增益也，此失人也。而知之者千无一人也。又以西法阜财之政计之，每岁五口之家，可共生利一铤，然中国日贫一日也。此失财也，而知之者竟无其人也。”审是，则中国尚得谓之有士乎？嗣同深有痛于此，常耿耿不能下脐。

　　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当馈而忘食，既寝而复兴，绕室彷徨，未知所出。既忧性分中之民物，复念灾患来于切肤。虽躁心久定，而幽怀转结。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远征之故籍，近访之深识之士。不敢专己而非人，不敢讳短而疾长，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设身处境，机牙百出。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积，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而必变法始能复古，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于所谓算学格致，益不敢不尽心焉。

　　于是上书欧阳瓣姜师，请于本县兴创算学，其指曰：

　　“士生今日，亦止有隐之一法。然仕有所以仕，隐尤当有所以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衡阳王子之绪脉，使孔、孟、程、朱之传不坠于地，惟夫子与刘夫子、涂夫子自当任之。而诸门弟子亦宜分任其责：或如仲子之治赋，或如冉子之通算术能理财，或如端木子之通算术经商务，或如樊子之研究农务，或如公西子之足备使才，或如宰我子之专习语言，或如卜子之治文学，或如颛孙子之订仪注，或如言子之详节文。陶淑既久，必将有治学合一，高据德行之科，兼为邦南面之才与器，如颜子仲弓其人者。师弟一堂，雍雍三代，有王者起，必来取法，可不疑矣。然今之世变，视衡阳王子所处，不无少异，则学必征诸实事，以期可起行而无窒碍。

　　若徒著书立说，搬弄昌平阙里之大门面，而不可施行于今，则何贵有此学耶？闻曾发变法之论，伏望先小试于一县，邀集绅士讲明今日之时势与救败之道，设立算学格致馆，招集聪颖子弟肄业其中。此日之衔石填海，他日未必不收人材蔚起之效，上之可以辅翼明廷，次之亦足供河西、吴越之用。即令付诸衡阳王子之《噩梦》，而万无可为之时，斯益有一息尚存之责。纵然春蚕到死，犹复捣麝成尘。谚曰：‘巧妇不能作无米之炊。’然必有米而后作炊，亦不得谓之巧妇矣。然则畏难而就简因陋，一惭之不忍而累及终身，事急又横蛮言战，曾不恤情理之安，亦安得谓通天地人之为儒，推十合一之为士，包罗万有，本末兼该，体用具备之学乎？夫彼之横蛮言战及为闭关绝市之说者，其不计利害也，是劝五十里之国之滕文公伐齐、楚也。”

　　书到，以商于涂大围师，俱蒙嘉纳，遂有兴算学社之举。唐绂丞诸君复得请于学政，将县中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而刘淞芙又别联一小社，稽古振今，士风一奋。嗣此倡扶正学，丕振宗邦，尤为足下是赖，而乃慑于讲洋务之名，随众以诋，如诸来语，甚非所愿闻也。

　　窃意足下天姿开敏，行且猛悟，今特为嚣谈所夺耳。历观近代名公，其初皆未必了了。更事既多，识力乃卓。如曾文正、惠敏父子，丁雨生中丞，洞彻洋务，皆由亲身阅历而得。左文襄晚达，故沈观最久。其请造轮船之疏曰：“彼既巧，我不能安于拙；彼既有，我不能傲以无。”所至辄兴创机器，信知所先务矣。沈文肃疏论船政，自谓“臣则一无知而已矣，其悔恨为何如耶”！彭刚直号为不喜洋务，然筑沿江炮台，何尝不用西法，又何尝不请造兵轮。

　　其序郑陶斋《盛世危言》，至谓“孔、孟复生，不能不变法而治”，是于洋务独能深入其蕴。黎莼斋兵备为诸生时，上书言事，深薄洋务。及使东章奏，迥然如出两人。郭筠仙侍郎归自泰西，拟西国于唐虞三代之盛，几为士论所不容。薛叔耘副都初亦疑其扬之太过，后身使四国，始叹斯言不诬。

　　夫阅历者，人所同也，但能不自护前，不自讳过，复何难寤之有？即嗣同少时，何尝不随波逐流，弹抵西学，与友人争辩，常至失欢。久之渐知怨艾，亟欲再晤其人，以状吾过。而或不更相遇，或遂墓上草宿，哀我无知，负此良友，故尤愿足下引为鉴戒焉。十年之前，作《治言》一篇，所言尚多隔膜，未衷于理，今并呈览，亦可考验其识见之增益。昔尝以日新相期，足下未遽领悟，或者其失即在此乎？若嗣同则自今益当求新，决不敢自囿于所陈，足下不斥其妄，尤有更精之策，并为足下倾箱倒箧而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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