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维扬书院记|钱谦益

重修维扬书院记

　　维扬有书院，作为讲堂学舍，延道德博闻之儒，抠衣升堂，昌明孔、孟之道。而乡人子弟，相与群萃州处，以为讲肄之地，其来旧矣。万历中御史中州彭君来视盐政，闵其芜废，修而作之，祀董仲舒以后诸贤于其中。高馆曾楼，宏壮靓深，故御史大夫邹忠介公为之记。久之复废，后盐使者泰和杨君忾然叹曰：“岂可使讲德之堂，夷而为长亭厨传乎？”按其旧而新之，正其名曰维扬书院，以书属余曰：愿有记以继忠介之后。

　　日者讲学之禁尝严矣，盖发作于万历之中，而浸淫于天启之后。迨于今，讲者熄，禁者亦弛，胥天下不复知道学为何事。夫其禁之严也，钩党促数，文网锲急，犹足以耸剔天下精悍之气而作其隤陁。是故逆奄之祸，士大夫捐身命以捍之，而士气卒以胜。及其禁之弛也，天下皆镌夷其廉隅，啽呓其颊舌，顽钝狂易，懵然于猋庉脂夜之中。于是朝着无盘水加剑之大臣，疆埸多扣头屈膝之大吏，集诟成风，而刑辟不足以禁御。繇此言之，禁学之效，可见于此矣。自正心诚意之学，陈陈相因，而姚江良知之宗始盛。儒者又或反唇而讥之。良知之言，昉于孟子。孟子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分而言之，曰仁、义、礼、智，其实则良知而已矣。

　　夫立乎人之本朝，蝇营狗苟，斯君而卖国者，谋人之军师国邑，偷生事贼，迎降而劝进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盖已澌然不可复识矣。其良知之未死者，如月之有魄也，如木之有枿也。质诸梦寐，告诸妻子，未有不淟然汗下，烦冤欷歔者也。故曰：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不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行道乞人之所不受不屑，而公卿大夫交臂而仍之，恬不为怪，彼亦遏抑其良知，抹其廉耻，违心反面，以至此极也。诚使良知之学，讲之有素，知如是而为人，如是而非人也；知如是而为忠臣孝子，如是而乱臣贼子也；知如是而为圣贤，如是而夷狄禽兽也。知汤之必灼也必不赴，知火之必焚也必不蹈，知涂炭之必燋烂也必不坐。如是而士气可立，国耻可振，猋庉脂夜之祥，其可以少解矣乎？稽良知之弊者，曰泰州；之后流而为狂子，为民，所谓狂子民者，颜山农、何心隐，李卓吾之流也。彼其人皆脱屣身世，芥视权幸，其肯蝇营狗苟、欺君而卖国乎？其肯偷生事贼、迎降而劝进乎？讲良知之学者，沿而下之，则为狂子，为民；激而返之，则为忠臣，为义士。视世之公卿大夫，交臂相仍，违心而反面者，其不可同年而语，亦已明矣。

　　呜呼！圣人之言，元气也；孟子之言，药石也；姚江之言，救病之急剂也。南宋之世，以正心诚意药之而不效，故有风痹不知痛痒之证；今之世，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药之而不效，故有顽钝狂易之证。舍是而不加诊治，则人心死矣。病在膏盲，不可以复活矣。用良知之学为急剂，号呼惕厉，庶几其有瘳乎？

　　杨君，今之有志于医国者也。当军兴倥偬，征求旁午之会，舍盐铁之策，而修师儒讲肄之事，其必以为救世之务，莫先于此与！诚先之，则请自姚江之学始。邹忠介公者，余之执友，而杨君之乡先生也。天启之学禁，以忠介为首。忠介之记，盖亟称姚江、泰州，而杨君之所得于忠介者深矣。故乐为记之，使刻石陷诸壁间，亦以告于维扬之士继泰州而兴起者也。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常熟钱谦益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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