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堂集·卷十四杂文(2)

卷十四杂文(2)

　　◇赋论

　　《诗》有六义，赋居其一。《记》曰：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一变而为骚，骚一变而为赋。屈原作赋二十五篇，其原皆出于诗，故《离骚》名经，以其所出之本同也。于时景差、唐勒、宋玉之徒相继而作，而原之同时大儒荀卿亦始著赋五篇。原激乎忠爱，故其辞缠绵而悱恻；卿纯乎道德，故其辞简洁而朴茂。要之皆以羽翼乎经，而与《三百篇》相为表里者也。汉之兴也，名儒则有董仲舒、贾谊、祇宽、司马迁、萧望之、扬雄、刘向、歆父子，东京则有班固、崔骃、崔寔、张衡、蔡邕之徒，多者至数十篇，少者亦数篇。而其最著者曰司马相如。相如之词，虽称侈丽闳衍，失讽谕之义，然考之佚传，相如尝受经于胡安，蜀人多传其业，其功至与文翁等，故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地理志》语）后世以俳优目相如之词者，非也。班固书称枚皋善为赋，特以皋不通经术，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黩贵幸仅比东方朔、郭舍人。而皋亦自言为赋不如相如。由此观之，则知相如之赋之所以独工于千古者，以其能本于经术故也。其言曰：“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推相如之意，盖真有所谓不可传者哉？其可传者，侈丽闳衍之词，而不可传者，其赋之心也。若能原本经术，以上溯其所为不传之赋之心，则所可传者出矣。

　　经术之要，莫过于《三百篇》，以《三百篇》为赋者，屈原、荀卿而下，至于相如之徒是也。以《三百篇》为诗者，苏、李而下，至于晋、魏、六朝、三唐以及于今之作者皆是也。《艺文志》曰：“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则乐府者，又赋之变也。诗变而为骚，骚变而为赋，赋变而乐府，乐府之流漫浸淫而为词曲，而其变穷矣。穷则必复之于经，故能以六经持万世文章之变，即诗赋一道犹可以见贤人君子之用心。若遂薄之为雕虫末技，吾未见扬雄之《法言》《太玄》谓可直驾《离骚》而上之。天下万世可无《法言》《太玄》，决不可无《离骚》。《法言》《太玄》或有时可泯没，《离骚》决不可泯没也。愚按赋之心本一原，而其体制递换亦可缕数：骚一也，两京之浑融博奥一也。黄初以还，及乎晋、宋之初，潘、陆、孙、许以隽雅为宗。南北朝以降，颜、鲍、三谢以繁丽为主。萧氏之君臣，争工月露。徐庾之排调，竞美宫奁。至唐例用试士，而骈四俪六之习，风、雅之道于斯尽丧。中世杜牧之辈始推陈出新，更为奇肆，实以开宋人漶漫无纪极之风，而赋之体又穷矣。本赋之心，正赋之体，吾谓非尽出于《三百篇》不可也。

　　◇原诗

　　世道江河，动成积习。风雅之道，而有高髻广额之忧。十年前之诗人，皆唐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宋。近年来之诗人，皆宋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唐。万户同声，千车一辙，其始亦因一二聪明才智之士深恶积习，欲辟新机，意见孤行，排众独出。而一时附和之家吠声四起，善者为新丰之鸡犬，不善者为鲍老之衣冠。向之意见孤行、排众独出者，又成积习矣。盖俗学无基，迎风欲仆，随踵而立，故其于诗也，如矮子观场，随人喜怒，而不知自有之面目，宁不悲哉！有客问诗于予者曰：学唐优乎，学宋优乎？予曰：子无问唐也、宋也，亦问子之诗安在耳。《书》曰：“诗言志。”虞挚曰：“诗发乎情，止乎礼义。”此为诗之本也，未闻有临摹仿效之习也。古诗称陶、谢，而陶自有陶之诗，谢自有谢之诗。唐诗称李、杜，而李自有李之诗，杜自有杜之诗。人必有好奇缒险、伐出通道之事，而后有谢诗。人必有北窗高卧、不肯折腰乡里小儿之意，而后有陶诗。人必有流离道路、每饭不忘君之心，而后有杜诗。人必有放浪江湖、骑鲸捉月之气，而后有李诗。近时龙眠钱饮光以能诗称，有人誉其诗为剑南，饮光怒。复誉之为香山，饮光愈怒。人知其意不慊，竟誉之为浣花，饮光更大怒。曰：“我自为钱饮光之诗耳，何浣花为？”此虽狂言，然不可谓不知诗之理也。客曰：然则诗可无师承乎？曰：何可无也。杜老不云乎：“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凡骚、雅以来，皆汝师也。今之为唐、为宋者，皆伪体也。能别裁之而勿为所误，则师承得矣。作诗原。

　　◇原书

　　予笃好书，每谓书有天分，而非尽关乎仿效；书有兴会，而不必出乎矜持。《传》云：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桓温欲似刘琨，而琨婢以为甚似而非。予谓惟书亦然。聚千百能书之人于此，其笔迹无一同。聚千百不能书之人于此，其笔迹亦无一同。使必出于同，则千古书法，止一右军足矣。即如右军学卫夫人，而究之卫自卫、王自王。临兰亭者，亦各自见笔意也。若铢而较，寸而合，岂复有真面目耶！王绍宗曰：“我书每精心空思，率意而成。闻虞世南不临摹，但被中书肚，我亦如之。”坡公云：“我书意造本无法，盖古人绝技，必有神明所寓，兴会所触，动与天随而不自知。予每当笔砚精良时，或无意中有得意之笔。否则不但掣肘迫书，即稍一勉强，而愈作愈不佳。”程子所云作字须敬，此亦儒者持心语，而书法岂关此哉！古之能书者，或观剑器，或听江声，或见蛇斗，此岂有书之事哉！然而会心有在矣。予尝谓熟读蒙庄，即可悟作书之理。悠悠千古，解吾语者谁也？予恐书家之涉仿效矜持者，有鹦哥骄秦吉了之诮，故作书原。

　　◇拟设东宫官属谢表

　　康熙十五年月日，臣等恭遇皇上册立东官，特设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等官以资辅导，臣等谨奉表称谢者。伏以宫悬银榜，长男题青石之书；门启铜扉，元良居白鹤之禁。正重离之位，玉册金文；命洊震之官，银章紫绶。爰求博望之多才，允入瀛洲之妙选，庆流宗祏，欢洽舆图。窃惟冢嫡所以系人心，储闱所以贰宸极。是以帝王大典，豫教为先；辅导得人，宫僚为重。承华斯建，必资羽翼之功；崇贤既开，即勤师傅之任。不登嗜鲍，引礼惟严；旋赋钓鳌，绳愆特峻。晋重贺循之儒宗，亲受太子之拜；汉尚桓荣之稽古，群看博士之尊。温峤上侍臣补益之箴，伯药献赞导嬉游之讽。未有九旗初建，四友即宾；五胜夙娴，三长咸集如今日者也。

　　陛下太室呈祥，尧门启瑞。幼敏等于汉幄，孝德迈于周门。胥臣之答文公，端俟贤良之赞；贾生之规汉帝，快瞻有道之长。将君我而齿让之，惟先自长世而慈保之无尽。亦有山涛作傅，小辇称荣；刘寔为师，行高致誉。于是斟酌隋唐之制，增设辅导之员，一宫弹肃，答于王瑉之书；一时才贤，让诸王恭之表。萧傅风高于杜曲，殊宠攸加；窦婴戚重于西京，清秩斯显。遂使龙楼应制，瞻驰道而从容；凤阁登英，向苍旗而赓拜。五礼六乐，无非毓性之方；三德九功，并是储精之具。岂直处瑶山而作咏，见诸山海之经；吹铜律以迎和，得之太师之户？臣等愧家丞之秋实，鲜庶子之春华，藻思难窥，本乏卞兰泉涌之赞；盛德靡际，惟矢乐人海润之歌。伏愿天姿玉裕，茂德川沈，得保傅若二疏，有宾客如四皓。问安视膳，克尽两宫之欢；继体重轮，大慰兆民之望。则千年少海之波，光浮若镜；五色前星之曜，气蔚成珠矣。

　　◇拟《御制大德景福颂》贺表

　　康熙十六年月日，臣等恭遇皇上御制《大德景福颂》，恭祝太皇太后万寿，臣等谨奉表称贺者。伏以瑶池高宴，白云飞长乐之宫；骞树清歌，玉霞映濯龙之殿。青瞳白发，下金母于西池；琼佩仙琚，联婺光于南极。集九重之庆，君子惟祺；进万年之觞，天颜有喜。窃惟大电绕斗，统辟寿丘；瑶光贯虹，庆流华渚。吞神珠而诞禹，晕璧月而生汤。仰圣哲之降祥，实隆慈之载育。他若汉皇提三尺剑，瑞启昭灵；唐宗成一统功，美钟神武。各本让善于天之义，以展事亲如帝之思。然上和熹圣德之颂，著述徒出史官；尊文明崇化之宫；徽号空加文母。未有兼禄位寿名之德，致显扬祝嘏之休，焕彩兰宫，增华桂殿如今日者也。

　　陛下仁孝性成，尊养备至。两宫定省，奉太任太姒之欢；一德趋承，竭文子文孙之力。钦惟太皇太后福懋三朝，恩昭九有。诚周方甸，非止崇曳练之风；机协圆灵，不仅恃观图之识。诒谋恭俭，上掩汉京；缔造艰难，争光邰室。犹念非景福咸备，曷瞻四海之母仪；惟大德在躬，斯表九重之茀禄。维时当阳春布泽之辰，正宝婺腾辉之日，玉舆随侍，翟服齐班。八千岁为春秋，孰比大椿之遐算；三千年一花实，谁似蟠桃之植根？亲制卿云晨露之词，恭上南山万寿之颂。奏霓裳于大内，如聆侍女之笙；庆长宁之永年，应送上元之酒。乌飞可祝，引彼虎贲之弓；鸽放未央，纪以金笼之数。岂止奚斯颂鲁，燕喜来寿母之诗；文考歌风，思媚及周姜之妇。臣等内则粗窥，阴教未谙，学惭博物，讵进张华《女史》之箴；才谢天人，敢效陈思姜原之颂。伏愿道洽彤庭，范垂椒寝。启贤启圣，龙栋盘于亿龄；母地母天，燕玺宝于百世。法宋家圣后，号尧舜于女中；追汉代贤妃，习经典为博士。不须泰山进长生之枕，授术神仙；新垣刻延寿之杯，迓休人主矣。

　　◇书《昌谷集》后

　　尝读吕汲公《杜诗年谱》，少陵诗首见于《冬日雒城谒老子庙》，时为开元辛巳，杜年已三十，盖晚成者也。李长吉未及三十，已应玉楼之召。若比少陵，则毕生无一诗矣。然破锦囊中，石破天惊，卒与少陵同寿。千百年大名之垂，彭殇一也。优昙之华，刹那一现，灵椿之树，八千岁为春秋，岂计修短哉。

　　◇题米元章《方圆庵碑》

　　探河源者于星宿，寻地脉者于昆仑。书家之有钟、王，诗家之有李、杜，其昆仑、星宿也。书至南宫，而书之能事毕矣，然南宫书从钟、王来。诗至东坡，而诗之能事毕矣，然东坡诗从李、杜出。山谷云：“老杜之诗，昌黎之文，无一字无来历处。”书犹是矣。见近时学苏诗米字者，不知其来历而径学苏、米，且并不见苏、米而学。夫学苏、米者之点画与唇吻，每况愈下，久而弥失，其真吁可慨也！近有人自龙井得米元章《方圆庵碑》初拓示予，其笔法瘦劲，全学《圣教序》，与俗所摹痴肥一种迥异。学米者见之，当知老颠来历，必不专专为《天马赋》伎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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