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06)_李剑农

一〇六

　　▼四　护国军的崛起与帝制的撤销

　　站在反帝制联合战线上的急先锋，当然要算中华革命党。但自癸丑讨袁失败以来，旧革命党在国内的根据地盘完全丧失，军队中的基本势力完全破坏，中华革命党活动的困难，却比辛亥革命以前更甚。因为在辛亥以前，长江以南各省的军队都是革命党的工具；现在，除了滇、黔、粤、桂四省以外，差不多各省都是北洋军队的驻防地；而粤省的龙济光和他所部的军队，又已为袁氏的爵位金钱所制服，成了袁氏的死党；桂省的陆荣廷虽然还没有纳入袁氏的彀中，因受了龙氏的牵制，也是不易发动的。此时可以利用作为发难的地点，就只有滇、黔二省。而滇、黔二省向为进步党人的地盘。

　　（辛亥革命时，蔡锷被举为云南都督。蔡命唐继尧率滇军入黔，唐旋以滇军驻贵阳，黔遂纳入滇之势力范围。元二年间，蔡锷虽被统一共和党拥戴为总干事，曾与国民党发生关系，然蔡为梁启超之弟子，梁、蔡关系极密，故蔡实为进步党人之保护者。滇、黔二省，久为进步党人之活动场所。癸丑讨袁之役，李烈钧曾电蔡请同时发难，蔡以时机未至，不为动。旋蔡自知为袁所忌，乃调唐继尧返滇，以滇督与之，而自请离滇。然蔡在滇之潜势力则依然保存，进步党人亦依然倚黔滇为活动之窟穴。）

　　要想运用滇黔发难，进行无阻，非中华革命党人所能办到；就是旧国民党温和派的人士，也未必能运用圆满，除非蔡锷出马，方有发动的可能。因为蔡是滇黔势力的首脑，又是进步党人的保护者，而中华革命党人在该两省没有多大的关系，所以反帝制联合战线上的急先锋，虽为中华革命党，而联合战线的重心，全在领导护国军的蔡锷。

　　护国军未起以前，上海方面有郑汝成（上海镇守使）被刺（十一月十日）和肇和军舰被袭取（十二月五日）的事件，这是急先锋的中华革命党人所为。（主之者为陈其美。陈在日本东京与中山议定，原想在广东举事。及归国过沪，各同志多以上海方面的海陆军已有相当的联络，只要把郑汝成去了，便可乘机占领上海。陈其美亦以为然。但是郑汝成一被刺，袁即派杨善德为淞沪护军使，防范极密，肇和军舰虽被袭取，并占领电报局等数官署，但终不能抵抗袁军之大队，占领上海的计划归于水泡。此后中华革命党最显著的活动，在南为广东方面由朱执信等领导，在北为山东方面由居正领导，都是在护国军崛起云南以后，颇能牵制袁家军力，给予护国军莫大的助力。）此时袁世凯还不曾正式承受帝位，护国军也还在酝酿之中。到袁氏将要登极的前数日（十二月二十五日，袁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拟于一月一日登极），护国军在云南发动了。

　　关于护国军在云南发动的经过，梁启超说：“……筹安会发生之次日，蔡君（锷）即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余曰：‘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蔡君韪余言，故在京两月虚与委蛇，使袁氏无复疑忌；一面密电云、贵两省军界，共商大义，又招戴君戡来京面商。戴君者当时甫辞贵州巡按使之职，后此随蔡君转战四川……者也。（戴为贵州人，唐继尧督黔时曾为都督府参赞，历任黔中观察使、民政长、巡按使等职，属于进步党。）戴君以去年（四年）十月到京（与王伯群同由黔入京），乃与蔡君定策于吾天津之寓庐。后此种种计划，皆彼时数次会议之结果也。……议既定，蔡、戴两君先后南下，余于两君行后亦潜赴上海。余到上海实十二月十八日也，而蔡、戴两君亦以十九日到云南。……”（见《盾鼻集·国体战争躬历谈》）

　　这段话当然是事实，不过把事实说得太简单，仿佛这件事就只有他自己和蔡、戴是发动的人，别人都不曾与闻，未免有专替己派宣传功绩的意味。其实，旧国民党李烈钧、李根源等的一派也老早注意到了云南，（李烈钧在清末曾任云南陆军小学总办，又做过云南讲武堂的教官，故与云南的军官亦多有关系。）癸丑赣宁之役失败后，赣军的旧部，便有潜往云南秘密插在滇军里面的。帝制问题发生后，梁、蔡等在京津方面与云南密通消息时，李烈钧也由日本派人往云南活动。

　　到云南最早的，要算是方声涛。（方声涛与李烈钧同为第六期士官生，李任赣督时，方为赣军旅长，癸丑失败后，与李同出亡于外。）方到滇后，住在黄毓成家，与滇中军官秘密会商；唐继尧得知，也曾赴黄宅与方面晤。李根源虽不曾亲回云南，也由日本到了香港，与唐继尧及各方党人通消息，促唐发难说以外省（如苏督冯国璋、桂督陆荣廷等）亦有反对帝制的，如滇省一动，不患没有声援的话；所以向云南谋活动的，不仅进步党领袖的梁启超一派，就是云南内部的军官，也不少主动的人；据蔡锷与梁启超书中所说（五年一月五日在滇与梁书，见《松坡军中遗墨》）：“滇中级军官健者，如邓泰中、杨蓁、董鸿勋、黄永社等，自筹安会发生后，愤慨异常，屡进言于蓂赓（唐继尧之别号），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蓂以未得吾侪之意向所在，且于各方面情形不悉其真相，遂一意稳静，荏苒数月，莫得要领。暨闻敝宅误被搜查（即指袁派军警搜查蔡锷北京寓宅事）、锷引病出京之耗，慷慨激昂之声浪复起。迄王伯群到滇，将锷在津所发一函递到——先锷五日抵滇——蓂意遂决……”

　　据此看来，滇军的内部，也很有主动的人物。不过有两点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云南内部的最初发动者决不是唐继尧，唐不过是一个“看风转舵”的人；二、唐继尧发动的决心是由蔡锷促成的，蔡若不到云南，云南的变化如何，甚不可测。

　　（据当时随蔡赴滇的军官某君所言：“唐继尧的态度，是蔡到滇后才真正决定。当方声涛等与滇中军官密谋时，唐初未闻知。后虽告于唐，然唐之态度不甚明了。即李烈钧到滇——在蔡到滇之先二日——唐仍虚与委蛇。巡按使任可澄则袁世凯所恃以监视唐继尧者，其态度尤不可靠。财政厅长籍亮侪——即籍忠寅——虽属进步党人，初亦甚不欲动。滇军官之一部分，与方声涛、李烈钧等暗中计划，唐若终不肯从，则将杀唐以举事。唐亦虑及内变，故始终以虚与委蛇之态度出之。及蔡锷赴滇之消息到滇时，且有谋邀蔡于途而杀之者——或谓系任可澄之所为——因蔡锷机警，计不得逞。蔡抵滇后，唐知势不可抗，始决从众议发难。”日人吉野作造所著《第三革命后之支那》亦言，滇军官最初发动者为黄毓成、罗佩金、赵又新、邓泰中、杨蓁等，初未使唐知，议定后，始由黄、邓、杨三人代表全体同志请于唐。谓唐若终不从时，则将杀唐以举大事，可见上记某军官之言并非虚语。）

　　至于蔡锷和李烈钧，也不是到了云南之后才同谋的。蔡由天津赴日本，由日本转台湾，由台湾转海防，由海防入滇，随处和旧国民党的军人政客都有接洽（他和李烈钧是在台湾已相晤一次，因避人耳目，故未一同入滇，此亦某军官所言）。这也是在滇与梁启超的书中，可以看得出来的；蔡的书中说：“弥月来周历万里，细察各处情形，多为始愿所不及；综言之，人心固结，气象发皇；前所谓急进派者（指国民党人）反诸平实，稳健派者力去弛惰。”

　　他的书末，又敦促秋桐（章士钊）、镕西（张耀曾，旧国民党人）诸人赴滇，转道入川，说：“此时虽为军事时期，将来一切政治上规划亦不得不早为着手。”这些话，都是蔡在入滇之先，早与国民党人有接洽的证据。概括言之，护国军在云南发动的经过，便是旧国民党的温和派和进步党结合的经过；最初的动力，同时起于京、津、东京、云南的各方面，渐次各方的策士集中于上海、香港两处（在沪者有梁启超、谷钟秀等诸人，在港者有李根源、林虎诸人），互相策应，而重要的实地战斗员则集中于云南，而以蔡锷的达到云南，为实行发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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