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03)_李剑农

一〇三

　　▼三　反帝制各派的联合战线与外交形势

　　袁党的傀儡戏，扮演得如此圆满，在他们的心目中，以为决没有人能够拆他们的台的。他们看定了：全国的老百姓，是希望有一个真命天子出现的；从前立宪派的人物，纵不肯帮忙，是决不会积极作反对行动，也没有积极反对的力量的；从前的革命党人，虽然一定是要捣乱，但已经完全失去了根据地，也没有这种实力了；北洋军阀的势力，布满了全国各要地，其间纵或有十二人不大热心于此道，但也决不会有反对的行为的，“人亦孰不欲富贵”，重重地封赏他们，没有不欢天喜地的。如此，还有问题吗？但是事实全不如他们所料；民国四年的中国情势，全不如民国二年的情形了。此时反袁的势力，可分为消极、积极的两大派，两大派之中又可分为数小派，以次略述如下：

　　一、一般的人民

　　中国的普通人民，向来不问政治，但是到了他们感觉痛苦的时候，消极的反对意味，有时也很有效力；辛亥革命时对于清，癸丑讨袁时对于国民党，我们已经看见过了。袁党以为现在的所谓“民心”，还是和民国元年、二年一样。不知在民国二年时，并不是“民心”对于袁氏有如何特别的好感，不过是误认革命党喜欢闹乱子，希望把这班乱党除去，他们方可安居乐业的意思。现在又要行帝制，必定又要招惹革命党来作乱，所以他们就惶恐的不安起来了。假使袁政府在赶走革命党以后，果然有若何的德政在民，或者还有几分拥戴的心理；但是自从癸丑赶走革命党以后，人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官吏的削刮，北洋驻防军队的野蛮，比以前的革命党还利害；当时国内的报纸虽然不敢揭载，但是事实是不能掩盖的。

　　（当时有伍孑余致《甲寅》记者一封通讯，可以窥其大概，节录如下：

　　“……仆归家乡数月，默察地方吏治，见州县之官，十九为前清声名狼藉之污吏，而报馆不敢据事直书，地方公正士绅惧言及公事，彼可诬为乱党以钳其口，则不能不采明哲保身之义，以故生杀予夺，为所欲为。吏治之坏……即顽固党亦惊为前清所未有，而存时日曷丧之想。……今姑举其有妨学务者言之：仆归家乡旬日，即见十一二岁之小学生因被革命之嫌疑为警察掳之以去者，凡十余人焉。夫十一二岁之童子，安知革命为何事？则因学校之国文教科书中有‘武昌革命’一节，于是小学生徒知当世有所谓黎元洪者，又知数年前有武昌革命之事，故课余归家，三五相从，时谈武昌革命之事。警察闻有‘革命’二字，不论其讲他种革命或武昌革命，辄掳之以去。彼岂必欲枪毙此等十一二岁之童子，特既已掳去，其父兄不能不以金来赎耳。故为父兄者，多不敢轻令其子弟入学校读书……故两年来之学务一落千丈。……

　　又自去岁以来，政府发行公债两次，皆由县知事强迫地方殷户每人必认购若干，然使出钱而即给以票，则他日还偿与否不可知，而目前有票以与之交换，则亦稍足以慰其心，而实际则不尔尔。县知事告殷户曰，尔先以钱来，我始知尔所认购者为不虚，然后待我详文巡按使，由巡按使详文北京，以请公债票焉，候其到县，则以发给尔也。然以我国交通不发达，由县达省至京，动须半月或数月，合往来之日计之，三四月或七八月者比比皆是。而县知事之更易无常，当其未更易时，有往问者，则曰票尚未到；及新官莅任，有再往问者，则谓前任官不知如何办理，吾见公债簿中固无汝名也。仆固未敢谓全国办理公债之手续如此，惟据仆所目击，其出钱而不得票者殆居十之六七焉。故人民谓前清之昭信股票，虽不偿还，尚有票焉可以供捐纳虚职之用，今则并票而无之。故公债云者，特人民出钱以偿官府之债耳，略举一二，人民之憔悴于虐政，已可概见。……”）

　　在这种暴力压迫的下面，自然没有拥戴的心理；既不拥戴，还有惹起革命乱子的恐慌，由恐慌而厌恶愤恨，那种消极反对的意味，就表现出来了。

　　二、清室遗老的复辟运动派

　　在筹安会发生以前，劳乃宣、宋育仁辈，方才受了袁党的打击。假使袁氏真真维持共和到底，他们也没有话说。乃宋育仁被捕解回原籍后，不过半年，袁氏便自谋称帝，复辟派岂能甘心。现在劳、宋辈虽然没有反对的力量，还有一个赫赫大名的康有为和一个握有兵符的张勋，方在那里等机会，此刻虽不敢彰明昭著地提出复辟之议来，若有人要打倒袁世凯，他们也有相当的消极援助的力量。

　　三、北洋派的自身

　　袁世凯的生命全在北洋系，北洋系的生命也全在袁世凯。不过生命虽然是互相依托的，心理上却各含有可以分裂的细胞种子。袁是统率北洋文武的总首领，段祺瑞、冯国璋是武的两大柱石，徐世昌是文的柱石。徐的心理：若在共和的名义之下，替袁氏作一辈子的国务卿是很高兴的；若要他向袁氏称臣，并且将来还要向他的儿子称臣，到底面子上难过；并且在共和的名义之下，他的名字也有被写在嘉禾金简藏之石室金匮的希望；袁若称帝，纵然把他的名字列为“嵩山四友”之一，不要称臣，但是作国务卿的希望就没有了，还论总统呢！所以他就是消极反对的一个。段、冯的心理：若论地位、资格，称臣原无不可，不过都认为时机太早，且封爵世袭虽属可贵，总不如一国元首位置的尊荣，所以取得封爵的欲望，还不如取得承继总统的欲望的强。而袁氏必欲称帝，这是两方面可以分裂的细胞种子。

　　自癸丑战胜革命党以后，进步党也失势，北洋系的内部，官僚派和武力派已有不和的现象；梁士诒与段祺瑞，常起暗斗；袁克定更忌刻段氏，恐其“怏怏非少主臣”。袁、段关系虽亲密，因有梁氏和袁大公子浸润其间，便渐渐的不圆满了。袁、段间的裂痕，最初恐怕是起于袁氏设置海陆军统率办事处；以前的军事大权全操于陆军部，段氏为陆军总长，行动如意；自三年设置海陆军统率处，把陆军部的权移去了一部分，段虽没有表示不满，但心中已感不快。不久袁又藉口北洋军队已呈暮气，另组模范团于北京，选各师旅的优秀将校为心腹，以别于北洋旧军队，越使段氏灰心。（袁之设统率处，练模范团，与载沣之皇族总揽军权政策完全相同。）后来因为浸润段氏的人，集矢于徐树铮（时已为段之亲信人），袁示意于段，段愤然曰：“此极易办，公先免我可矣。”从此袁、段间的裂痕便大暴露。到筹安会将要发生时，段便辞去陆军总长，而赴山西。

　　（段在山西，相传某公子曾进食置毒药，赍者以告，又传见有刺客，但其事暧昧，真伪难知，惟可料非袁世凯所为。见《北洋军阀小史》。）

　　筹安会成立后，竟令准免职，而代以王士珍（王城府甚深，帝制初动议时，依违无所可否）。冯在四年六月入京，向袁探听意思，袁不肯说真话，已知道袁不相信自己，及段免职，冯更“兔死狐悲”；袁氏想利用周夫人从中斡旋，但也无效，冯一以消极对付。北洋军人的两大柱石既皆趋于消极，于是其余的军界要人，除了段芝贵特别起劲（段芝贵为当时所称“十三太保”之一）外，都失了拥袁的诚意，不过无人起而反对罢了；对于袁克定，尤十分的不快。

　　（洪宪尚未成，而袁克定之骄矜已不可遏。一日克定传令将赴北范阅兵，师长某遣派团长以下迎接，克定至，不见师长，拂袖立去。又李纯自江西驰书克定称仁兄，克定掷还之。其骄大抵类是，然无敢明示反对者。滇师既起，北师入川，袁遣慰劳员至出征之各师旅，各携袁影相及宣传员十二人随往，各师旅皆搭彩棚，宣传员先向袁影相叩首，然后讲演，军官等私议，仿佛开追悼会者然，其鄙视之情可见。见《北洋军阀小史》。）

　　袁氏误信某政客的话，谓“北洋诸将惟欲攀龙附凤求子孙富贵”，以为只要有了封爵，无不可以驱使，谁知后来可以听驱使的仅得一部分，其余的一部分不惟不受驱使，还有走反对方向的危险呢！

　　上面三项，都可归于消极的反帝制派。袁氏既已得不到这一派人的援助，积极反对派的力量就更强了，试看积极反对的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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