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00)_李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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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帝制运动的公开演进

　　袁世凯爬到“炉火之上”去，大部分的原因，恐怕是袁克定催促而成的。在民国二三年之交，北京便流行一种传说：“共和不适于国情，证诸元二年椒扰之象，可以概见；非改弦更张，不足以救亡。”对于这种传说便有人揣度，是由袁大公子播散的（不过无从证实）。不过恢复帝制的思想有两派：除了袁家一派，还有清室遗老的复辟派。自新约法公布后，袁既成了事实上的皇帝，九月袁又发布祀孔令，预备到了冬间，还要祀天；清室遗老劳乃宣、刘廷琛、宋育仁、章梫等便有些不平，想乘机实行复辟运动，首先发布劳乃宣的《正续共和解》。（劳乃宣在辛亥冬即著《共和正解》，未发布。

　　到民三六月，又作《共和续解》，至此合印为一册，名曰《正续共和解》。全书不足万言，附有章梫所作之跋。劳自言曾交赵秉钧呈袁总统阅过。其正解大意据周代故事，谓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与和而修政，故曰共和。故共和云者，乃君主政体，非民主政体。不学之流，乃用为民主之名词耳。因历言中国不能行民主之制，是为正编。其续编乃自诩其前此有先见之明，而揣测今之总统，于皇帝初不甚尊崇，继乃异常拥戴，谓为有伊尹之志。因主张创作一种宪法，谓宜名为“中华国共和宪法”，以共和立名者，谓合于彼之《共和正解》也。名中国不名民国者，示行君主制也。然则何以不称帝国，谓帝国为日本名词也。何以不称大清而称中华，谓中华地名，而大清乃代名也。）接着便有宋育仁等联合国史馆的守旧派人员，上书呈请复辟之议（实际宋等之呈文尚未递上）。

　　到十一月初旬，北京的复辟风说几有“满城风雨”之势。于是肃政使夏寿康等呈请查禁，袁氏批交内务部办理。旋以宋育仁（时为国史馆协修）有复辟运动的嫌疑，由步军统领逮捕，解回原籍。（宋被捕在步军统领衙门讯问时，问官讯以：“见劳乃宣所著书否？”答谓：“劳书专从个人上说，我意则欲从政体立论，作一篇文字。”主者请示于总统，总统谓不妨令其作去。宋因作一书呈上。书中大意谓非赞成劳说，乃主张春秋亲周王鲁之旨，以清室比之东周，清室灭亡，只能存其尊号，万难复辟。若大总统则等于鲁，鲁有圣人，其义当王云云。此宋以畏死之故，由复辟说而变为推戴袁氏说也。遗老之价值如此。）这是对袁家帝制运动的一个打击。因为复辟既不可行，又乌可发生新帝？但是袁家的人物到底不能忍耐。到四年春初，运动依然进行。梁启超说：“……去年（指四年）正月，袁克定忽招余宴，至则杨度先在焉。谈次，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求我赞同意。余为陈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语既格格不入，余知祸将作，乃移家天津，旋即南下。……”可见袁克定和杨度的活动，早在筹安会公开之前。但此时的环境，于帝制运动实大不利。因为在三年七八月之交欧战爆发后，西方各列强不暇东顾，日本成了东方独霸的虎狼国，把山东的胶济一带要地占领了。

　　到四年一月十八日，便提出有名的“二十一条”要求。此时革命党人莫不看到中国所处地位的危险，恐怕袁政府受内政外交的困难，不能专心御侮，因是都通电宣言停止革命活动，主张一致对外。不料袁家的人物反以此为帝制运动的好时机，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却是袁公子宴客张罗帝制时。他们以为西方列强既无暇干涉中国事情，独有日本一国，与以少许的权利作交换品，便可了事。（据游晦原的《中国再造史》，袁氏曾欲以承认“二十一条”为日本赞助中国帝制之条件，特外交秘密，不易证明耳。作者曾记日本某报载有当时日首相大隈重信之谈话，大旨谓：日本为君主国体，中国若行帝制，则与日本同一之国体，日本当然乐为赞助。且袁世凯氏，事实上已总揽中国之统治权，改行帝制尤与事实相合云云。此报一时未能检出，但记其大意如此。大隈氏此种谈话，实所以诱袁入彀者，性质上绝无国际上之责任。袁氏以为大隈氏既有赞助帝制之表示，大事当无不可成功之理。）此所谓“白昼攫金于市，只看见金，看不见市上的人”。

　　到五月九日承认日本的要求后，一般国民认为奇耻大辱，而袁家的臣仆反颂扬“元首外交成功”；袁家的报纸反发布“双方交让，东亚幸福”的传单；袁家的封疆大吏，反祝电纷驰；并有请举行提灯行列，开会庆贺的。（原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时，所列要求条件共为五项：前四项是必须承认的，第五项是故示严重，留作让步余地的。袁氏承认日本要求时，对于第五项未予承认，日本亦未再加强迫。袁家人物便以为这是日本让步了，故颂扬“元首外交成功”。）他们为什么这般无耻，就是因为候补皇帝的声威，在中日交涉的当中未免毁损了一点，想借“外交成功”四字，修补装饰一下。到五六月之交，袁家的人物跃跃欲发了，袁氏还坚决地不承认；他对美报记者宣言：“吾之国体，既同于美，以后惟有奋力前进，以期发展真正共和之精神。”

　　日本东京都喧传了帝制的风说，袁氏又明白宣示，谓：“第一次革命之际，清皇族中曾议以帝位让余，而余不受，胡今忽欲取之。果其取之，是欺人孤儿寡妇，不仁不义，余何忍为。且由中国历史观之，帝王数代必逢革命，子孙绝灭，贻祸无穷。即日君主立宪，亦终不能不依君主其人以为兴替。余若为皇帝，是自绝其姒续，而无益于国家，人虽至愚亦不至此。……”（见是年六月十七日东京《朝日新闻》，《甲寅》杂志引述）

　　《朝日新闻》谓帝制由杨度、孙毓筠建议，杨、孙亦电驻日公使陆宗舆，托其在该报上更正。冯国璋得到一点消息，约梁启超入京探听内幕，袁向梁、冯也坚决地否认，且说“国人若必欲以帝位相强，余当逃往伦敦”。但是到了八月上旬，袁氏的顾问美人古德诺氏，在《亚细亚日报》上发表一篇《共和与君主论》，说中国不适宜于共和；不到一星期，六君子便据古氏的论说发起筹安会，从此帝制运动进于公开的时期。

　　发起筹安会的所谓六君子，便是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这六人当中，孙、胡、李三人是以革命元勋的资格被借重的，刘师培是以国学渊博的资格被借重的，严复是以学贯中西的资格被借重的，（据严复与熊纯如书，严之列名筹安会实被杨度强奸，严自谓虽主张君主立宪，然应戴谁为君主实为难题。严书见《学衡》杂志。）然而都不过是装点场面的配角，该会活动的中心人物要算是杨度。杨是光绪维新变法时经济特科所拔选的人才；戊戌政变后，与革命领袖的黄兴、陈天华辈很亲密；后来觉得革命党暴烈有余，成事不足，决心作君宪党，与梁启超赓同调；后来又觉得梁是西太后所痛恨的人，与他合作有害无利，乃独树一帜，以谋活动；到预备立宪时，以四品京卿的荣擢，参与宪政编查馆，在此时便与袁世凯发生很密切的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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