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99)_李剑农

九九

　　◆第十一章　帝制运动与反帝制运动

　　当国民党势极盛的时候，进步党尽力扶助袁世凯以抑制国民党；到民二冬间，国民党被袁氏摧毁后，进步党也失去了政治活动的立足地，于是中国成为北洋军阀官僚的独舞台，进步党人渐渐地抱恨于袁氏了。但使袁氏不做帝王的幻梦，不惟北洋军阀内部不至于即时出现裂痕，就是进步党人虽然怨恨袁氏，也还不至和国民党人同走上倒袁的途径；试看袁氏方在改造约法的进行中，进步党领袖们还是将顺他，希望他藉此实行所谓开明专制以救中国。

　　不料袁氏是要由“专制”而“帝制”，却不是为“开明”而“专制”；“专制”成，而“开明”无望，“帝制”继起，于是把平夙拥护袁氏号称稳健派的进步党领袖，也逼上倒袁的途径，北洋军阀的内部也从此出现裂痕。所以帝制运动不惟是民国的大危机，也是北洋军阀的一个盛衰关键。因为帝制失败，袁氏倒毙，北洋军阀失去了一个统率的头脑，清朝遗下旧势力的中坚，才有破毁的可能，故护国军之役与辛亥革命之役，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同等的重要。本章当以次述其经过，至袁氏死去时止。

　　▼一　约法的改造

　　袁世凯的帝制思想，究竟起于何时，颇属疑问。在辛亥革命时，他和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礼逊的谈话，曾说：“……余深信国民中有十分之七仍系守旧分子……进步一派，不过占十分之三耳。今若推倒清室，将来守旧党必又起而谋恢复帝制。”又说：“……深惧民主国体，不能稳固……不若保存清室。剥夺其实权，使仅存虚名，则国家安全，方能确保。”有人根据这段话，以为这便是袁氏预谋恢复帝制的暗示。但这段谈话，仅能证明袁氏的欺骗无信，不能证明他在此时便有帝制自为思想；因为他向莫礼逊的表示，是要保存清室的皇位，却暗中与革命军勾结，以取得总统位置做推倒清室的条件。

　　袁氏向来不轻易向人表示真意，譬如他在要实行干宪的时候，还戒饬左右说：“关于宪法上的争衡，须概持不干涉主义。”在筹安会将要发动以前，还坚决地矢言维持共和，所以在要推倒清室以前，偏说要保存清室。这是袁氏一贯的欺人术策，所以袁氏究竟在何时发动帝制的野心，是无从知道的。不过我们知道袁氏是一个贪恋最高名位、乘机窃权的人；而他窃取权位的术策起初总是务求实在，不露形迹，必等到实权完全把握在手中，然后才露出真面来。他推倒清朝，攫取总统，是用这种方法；图谋帝制，也是用这种方法。帝制运动的公开，虽然是起于民四秋间的筹安会，但他的实在基础却是在改造约法时立定了。所以我们谈袁氏的帝制运动，应该从改造约法说起。

　　袁氏改造约法的两个工具，一个是前章所述的“政治会议”，一个是“约法会议”。他起初本想利用政治会议作直接改造约法的工具，后来因为政治会议的人员觉得本身的来历形式太不合资格，对于袁氏的咨询约法增修程序令，答复他说：“……宜于现在之咨询机关（即指政治会议的本身）及普通之立法机关以外，特设造法机关，以改造民国国家之根本法。”造法机关的名词，本由章士钊所创，民国元年，章不赞成以普通议会握制宪之权，主张于普通议会之外别设制宪机关，因立此名，现为政治会议所利用。于是袁氏再令政治会议议定所谓造法机关的组织，名曰“约法会议”；所以，约法会议就是由政治会议所产生的儿子。

　　依照《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该会议之议员：一、由京师选举会选出四人；二、各省选举会各选出四人；三、蒙、藏、青海选举联合会选出八人；四、全国商会联合会选举会选出四人。选举人的资格：一、曾任或现任高等官吏而通达治术者；二、由举人以上出身而夙著闻望者；三、在高等专门以上学校三年以上毕业而精研科学者；四、有万元以上之财产而热心公益者。被选资格更严，先由政府制定一种被选人名册，凡当选为约法会议议员者以列名于政府所制定的被选人名册者为限。尤奇特的是选举人的调查，选举监督“得因便宜以现住于该选举监督驻在地方者为限”——意思就是选举区限于京师及各省的省会。所以，约法会议议员形式上说是由选举而来，实际上都是由袁政府所指派，都是袁政府的工具。故当时的新闻记者说：“政治会议者，秘书厅之所放大也；约法会议者，法制局之所放大也。”因为政治会议的要人，大概就是秘书厅的要人；约法会议的要人，大概就是法制局的要人。

　　《约法会议组织条例》于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以教令公布；约法会议于二月十八日举行开会式，孙毓筠当选为议长，施愚为副议长（故意把一个变节的国民党名士孙毓筠作议长，以掩饰国人耳目）。袁氏于三月二十日提出“增修《临时约法》案”咨交约法会议，咨文中有几句最紧要的话：“……为目前建设国家计，根本法上之关系，宜有两种时期，盖增修约法为一时期，制度宪法又为一时期；质言之，则施行约法为一时期，而施行宪法当别为一时期也。增修约法与施行约法既应别为一时期，则第一要义之所在，当知施行约法为国家开创时代以来之所有事，即与施行宪法为国家守成时代之所有事者截然不同。”孙中山的约法训政之期与施行宪政之期的划分，民元二年间国民党把它舍弃了，现在袁氏却拾取来应用。不过，袁氏的所谓约法之期是收揽皇帝实权之期，而宪法之期便是帝制公表之期罢了。

　　我们试看他所提出增修《临时约法》大纲的七项：

　　（一）外交大权应归诸总统，凡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无庸经参议院之同意；
　　（二）总统制定官制官规及任用国务员与外交大使、公使，无庸经参议院之同意；
　　（三）采用总统制；
　　（四）正式宪法应由国会以外之国民会议制定，由总统公布，正式宪法之起草权亦应归于总统及参政院；
　　（五）关于人民公权之褫夺回复，总统应自由行之；
　　（六）总统应有紧急命令权；
　　（七）总统应有财政紧急处分权。

　　关于上举的七项，我们试查一查世界的君主国，除了在君主专制时代，谁国的皇帝有这样的大权。那些约法会议的先生们好比入考的秀才，把一篇宿构的成文，誊写完卷了事。到那年五月一日，新约法由总统公布，它的内容大体以袁氏所提出的大纲为根据，把总统的权扩张到最大限度；废去责任内阁制，而采用所谓总统制。（并不是美国式的总统制。因为美国的总统制，总统与立法部相抵衡，立法部不能宰制总统，总统亦不能宰制立法部。而袁氏新约法之总统制，则并立法部而亦受其宰制也。）

　　约法会议的先生们，就“总统制”三字生出一种新意象：因为美国的总统下面，有一个国务长官（Secretary of State），日本人把它译作“国务卿”，于是就借用日本译文的“国务卿”三字，轻轻地插入新约法中，说：“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原来中国的所谓“卿”，是与天子诸侯为因缘的；这是所谓“烘云托月”的法子，预先把一个“卿”字，隐射上面的总统同于“帝”。又在新约法的第二十七条，给与总统一种颁给爵位的权，也是一种“烘云托月”的法子。（说是由顾鳌所主张，他说五等封爵，满、蒙人均有之，独汉人不能享受，非平等。张其锽反对无效，因愤而去职。）有了“卿”，有了五等封爵，皇帝安有不出现之理。

　　“国务卿”三字，既被新约法嵌上，袁即于新约法公布后，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废止国务院，设政事堂于总统府。政事堂的组织，以国务卿为首脑，下置左右两丞，分设五局：曰印铸、法制、铨叙（此国务院之旧）、机要、主计。机要局的权力远在各部总长之上，主计局则把财政部和审计处的职权，一并网罗而去。各部总长除例行公事外，一切须经国务卿核准。简括的说，政事堂就略同于前清的军机处，国务卿就略同于前清的军机大臣了。

　　新约法上的立法机关，是采用一院制，规定名曰“立法院”，但是还规定了一个“参政院”做总统的咨询机关：在立法院未成立以前，以参政院代行其职权。立法院和参政院的组织法，皆须由约法会议议决。因此该会便先议决一种参政院的组织法，于五月二十四日公布。依此法，参政院的参政纯由总统委任，于六月二十日成立，以黎元洪为议长，汪大燮为副议长，梁启超亦列名其中。原来的政治会议至此取消。到六月二十九日，袁氏便以命令宣布依据新约法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而新约法上所许与的立法院，虽到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公布了一种组织法及选举法，但始终不曾实现。参政院始终为立法院的代替机关，即为洪宪帝制之创作机关，与袁氏共存亡。

　　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于三年八月十八日，迎合袁氏意旨，建议修改二年十月所公布的《总统选举法》。约法会议因于十二月二十八日通过一种修正案，次日由袁氏公布。修正选举法的要点：（一）总统任期改为十年，连任亦无限制；（二）凡届总统改选之年，参政院参政如“认政治上有必要时”，得为现任总统连任之议决，即无须改选；（三）总统继任人应由现任总统推荐于选举会，其名额以三人为限——被推荐者之姓名，由现任总统预先书于嘉禾金简，藏之金匮石室，临选时始行取出，交付选举会——现任总统则当然得以继续当选。

　　袁氏有了三年五月所颁布的新约法，无论在事实上、形式上已经成了中国的独裁元首；有了三年十二月所公布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至少成了终身的独裁元首；假若在推荐继任总统的人选时，他愿意把袁克定或袁克文……的名字写在嘉禾金简上——因为修正选举法上，并没有说不许推荐现任总统的亲属，并有袁家世袭独裁元首的可能，有了独裁的大权，辅弼有“卿”，可以封爵，又有世袭的可能，所缺少的就只有“皇帝”两字的称号和一顶皇冠了。假若袁氏更聪明一点，便应该从此暂时停止进行，应该自为周文王，让袁克定去作武王。无奈袁氏的忍耐能力到底不及曹孟德，要自己爬到“炉火之上”去，给蔡锷一个立功成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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