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60)_李剑农

六〇

　　▼二　革命论与立宪论的激战

　　同盟会正式成立的那天，本已决定接收《二十世纪之支那》为该党机关报，八月二十七日商妥移交。不料到第二天，因该杂志揭载《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触怒日本政府，被日本政府禁止发行，将所印就的杂志全行没收，并派警吏向该社追求办事的人员。九月中，经党内干部数次会议，决定不用《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原名，改用《民报》两字，表示与前者无关；并且因为将在日本发行的原故，此后务求避去排外的言论，以免招日人的嫌忌。到十月二十日，《民报》第一号出版了。

　　革命党在兴中会时代，已在香港创办了一个《中国报》（从己亥到癸卯），与保皇党的《岭海报》（在广州）、《商报》（在香港）对抗；在檀香山创办了一个《民生日报》（创于甲辰年），与该地保皇党的《新中国报》对抗；在旧金山创办了一个《大同报》（创于甲辰年），与该地保皇党的《文兴报》对抗：这都是在同盟会成立以前，已开革命党与立宪党笔战的端绪。但这些笔战，及于内地青年知识阶级的影响还是很薄弱（除《中国报》在广东附近对广东方面有些影响外，余则对于内地很少影响）。及同盟会发行《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对抗，从此革命论与立宪论的战争，日趋激烈。梁启超遇着不能克复的敌人，他在言论界所占“独执牛耳”的地位，渐被革命党推翻了。

　　《民报》先后主纂的重要人员为汪精卫、陈天华（即著《中国革命史论》的思黄，时或署名过庭）、胡汉民、章炳麟等。陈天华于该报出版后不到一月，因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留学生尚多不知自检，愤激投海而死。章炳麟于《民报》出版时，尚在沪狱，到丙午年六月底拘狱期满，才由同盟会派员迎赴东京，主持《民报》编纂事务，在第六号的《民报》上才有署名太炎的文字。

　　太炎在当时的社会中，无论新旧方面，都早已著名。（章为俞曲园弟子，丙申年曾为《时务报》编纂员，此时章尝叩梁启超以康有为之宗旨，梁以变法维新及创立孔教对。章谓变法维新为当世之急务，惟尊孔设教，有煽动教祸之虞，不能轻于附和。戊戌春间，以夏曾佑、钱恂之推荐，被张之洞聘入幕府。张之洞著《劝学篇》方脱稿，上篇教忠，下篇论工艺等事，以示章，章于上篇不置一词，谓下篇尚合时势，张不悦。

　　时梁鼎芬为两湖书院山长，一日询章：“闻康祖诒欲作皇帝，信否？”章答谓：“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梁大骇，因语张之洞，谓章某心术不正，乃使人讽其离鄂。这便是章太炎与旧社会关系的历史。）汪精卫、胡汉民两人，被国内多数青年知识界的认识，即自《民报》的发行始。精卫在《民报》第一号第一篇《民族的国民》文内，便向梁启超宣战，从此双方的阵容旗鼓一天一天的严厉，每期的《民报》与《新民丛报》都有对敌的长篇文字。《民报》出版至第二十四号，日本政府受了清政府的运动，把它封禁了。汪精卫于宣统元年，以法国巴黎濮侣街四号为总发行所的名义，继续出版，其实仍在日本印刷，但仅出两期而止。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后来也停了版，于庚戌年又改出《国风报》，但革命党早已入于实行时期，言论上的战斗，反在休止的状态中。

　　《民报》与《新民丛报》激战的论点，自然是包括民族、民权、民生所谓“三民主义”的全部，但使当时一般读者最感觉兴味的，还是在关于民族、民权两问题的文字。两报内容的全部，现在还可于各种文集中探得其一二例如下表：

　　上表所列，都是两报针锋相对的论文，其他尚有许多重要篇目不必尽举。至于两方面理论的价值如何，现在无庸评判；读者若欲参详，可取两方面的文字对看。但就当时多数青年的心理言，《民报》的势力确是在《新民丛报》之上，所以发生如此的效果，大概不外下列几个原因：

　　一、就文字上说：梁启超的笔端固然“常带感情”，对方汪精卫的笔端却也常为感情所充满；梁若拉出什么“西儒”，什么法理学家、政治学家来作护符，汪也可以拉出同等的护符来；梁若要掉中国书袋，章炳麟的中国书袋比他的还要充实而有光辉。这是在文字上的势力两方可以相角。

　　二、就青年的心理说：大概青年是喜欢极端新的，喜欢突破现状，反对保守的。《民报》议论在当时恰与此种心理相合，《新民丛报》到了乙巳以后，则与此相反。

　　三、就两方的议论思想上说：《民报》固守三民主义，前后颇能一贯；《新民丛报》则以前鼓吹破坏，现在反对破坏，因时代而改观。在梁启超以为“报馆所以指导国民者应操此术”，但读者却认这是反复无常，前后矛盾，纵有价值，也不知他的真价值到底在前后的哪一端，因此便减少了读者的信仰。所以有人评论他的思想议论，说它“譬如玻璃碎片，积叠成堆，其色或红或白，不能断定其全体为某种颜色；其形或方或圆，不能断定其全体为某种形状”。他自己也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他说是奉王阳明的良知主义：“吾今日良知所见在此，则依吾今日良知以行；明日良知又有开悟，则依吾明日良知以行；鄙人知服膺此义而已。”不知道“良知”这种物事是最没有标准的物事，你有你的良知，我有我的良知；既专凭良知，则多数青年的良知决不能与他的良知一致；或者前日与他一致，今日又不与他一致了，今日与他一致，明日又不与他一致了；因为他的良知可以变更，多数人的良知也是可以变更的。讨论国家政治改革的根本方针，凭着这种“良知”主义没有不失败的。

　　四、就两方所指陈的事象说：梁启超所描写革命共和的恶果，如内部必至自生分裂，彼此争权，乱无已时，未尝不与后来的事实有几分相符，但这些事实在当时是未表现出来的事实，一般人看不见的；而《民报》所描写清政府的坏象、改革的敷衍、立宪的虚伪、排汉的险恶，都是当时确凿的事实，人人看见的；不惟革命党人以此向政府进攻，就是梁自己也常持此以攻击政府。青年的恒性，大抵是只看见现在的不好，对于将来的不好，一则未必看得定，二则相信将来的不好自有将来的救济的方法，断不肯因为将来的不好，就把现在的不好容忍过去了。

　　以上面所举的几个原因，立宪论的声势便不如革命论的浩大。但是梁的议论，在他主张立宪的方面虽然减杀了效力，在革命的方面，有时反发生一种反宣传的功用，例如说：

　　……革命党所持之主义，吾所极不表同情者也。谓其主义可以亡中国也。虽然，吾未尝不哀其志，彼迷信革命之人，固国中多血多泪之男子，先国家之忧乐而后其身者也。多血多泪，先国家之忧乐而后其身之人，斯亦国家之元气，而国之所以立于天地也。其曷为迷信此可以亡国之主义，有激而逼之者也。激而逼之者谁，政府也。以如是之政府，非底于亡国不止。等是亡也，不如自亡之而希冀万一于不亡。此彼等之理想也。其愚可悯，其遇可悲也。使彼等而诚有罪也，则现政府当科首罪，而彼等仅当科从罪。……乃政府全不自省，而惟以淫杀为事，甚且借此为贡媚宦达之捷径，舞文罗织，作瓜蔓钞，捉影捕风，缇骑四出，又极之于其所往，要求外国以破国际法上保护国事犯之公例。如最近长江一带叠次之党狱，与夫要求上海领事引渡其党员，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其党首，类此之事，日有所闻。嘻！是亦不可以已乎……（见《现政府与革命党》）

　　这是他对于清政府痛恨极了的话，不知不觉替革命党张目；既说“如是之政府，非底于亡国不止。等是亡也，不如自亡之而希冀万一于不亡”，则革命是出于万不得已的了。他又尝说：

　　……夫鄙人之为此言，诚非有爱于满洲人也。若就感情方面论之，鄙人虽无似，亦一多血多泪之人也。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未尝不热心溢涌。故数年前主张排满论，虽师友督责日至，曾不肯即自变其说，至今日而此种思想蟠结胸中，每常酒酣耳热犹时或间发而不能自制。苟使有道焉可以救国，而并可以复仇者，鄙人虽木石，宁能无歆焉。其奈此二者决不能相容，复仇则必出于暴动革命，暴动革命则必继以不完全之共和，不完全之共和则必至于亡国，故两者比较，吾宁含垢忍辱，而必不愿为亡祖国之人也。……（见《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

　　这是他劝人不要排满的话，但是不知不觉承认了种族情感是人人所具，不能消灭的，而所谓“共和必至亡国”，却未必能证实，无异作戒淫小说的人，结果是“警一而劝百”，只有反面的效力，得不到正面的效力。他又尝说：

　　……以今日论之，号称第二政府之天津，坐镇其间者满人耶？而北京政府诸人，不几于皆为其傀儡耶？（此暗指直督袁世凯，并且这几句话便是袁世凯的致命伤。）两江、两湖、两广之重镇，主之者汉人耶？满人耶？乃至满洲之本土东三省，今抚而治之者汉人耶？满人耶？平心论之，谓今之政权在满人掌握，而汉人不得与闻，决非衷于事实也。……

　　这是说你们不要排满，现在的政权还是在我们汉人手里。但是革命党看这些握政权的督抚都不过是满人的奴隶，而满人对于这些督抚正在疑忌交集，得此指点，越觉得非将他们所握的权柄设法削去不可，于是越发不肯将政权公诸汉人了；排满的效力不曾减杀，排汉的心理反越加坚强了。诸如此类的议论，《新民丛报》中不胜枚举，所以他天天反对排满革命，鼓吹立宪，革命党固不信他，就是满洲人也不信他。革命的思潮越涨越高，满洲人排汉的事实也越进越显，他的反宣传功用却是不少。总之，当时横梗在朝野两方面心里唯一的重要问题，莫过于满汉问题；这个问题，已不是笔墨口舌所能解决。所以陈天华的《绝命书》中说：

　　……革命之中有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政治问题者。鄙人所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观于鄙人所著各书自明。去岁以来，亦渴望满洲变法，融和种界，以御外侮。然至今则主张民族者，则以满汉终不并立；我排彼以言，彼排我以实；我之排彼自近年始，彼之排我二百年如一日；我退则彼进，岂能望彼消释嫌疑，而甘心愿与我共事乎？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见《民报》第二号）

　　这是他看到当时满汉问题的真相的话。我们试看清政府在预备立宪期中所表现的排汉事实，便相信他的话是很不错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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