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川先生全集·别集卷二上应制策

别集卷二上应制策

　　▼嘉靖庚子科乡试对策五道

　　第一问

　　夫阐扬帝王之烈者，必假于文以传。文者，所以赞述往古，传示来裔，著之不刊，垂之无极者也。盖帝王为可继之道，而未必其后世之能继；其所托以传者，典册纪载而已。典册纪载而不文，则不足以传。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由此言之，则帝王所以衍万世无疆之休者，其创立在我，而其纂述而扬厉之者，在于后人。一代之文不具，则一代之道德经制，亦几乎冺矣。故古之帝王所恃以为不冺，而使其子孙世世有考焉者，托之于文也。

　　我国家列圣相承，代有作述，所以阐扬祖功宗德者，亦既备矣。如一统志、会典之作，皆在于前朝文盛之世，以昭混一之盛、经纶之迹者，执事以下询末学，愚生槩乎未之知也。至于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又非所及也。夫金匮、石室之藏，兰台、秘阁之载，艹野贱人，无所得睹记。惟二书传诵于天下已久，愚生可以端拜而论乎。

　　荀卿子曰：“欲观圣王之迹，于其灿然者矣。”所谓灿然者，岂非圣人之制作布之天下，迪之后世者也？虞、夏、商、周之盛可考已。当时之所谓典章经制者，皆圣人之作，而又有圣人者以播扬之，故其言语文章，著于天下，大者事天飨帝，小者至于鱼鸟虫豸，靡不纤悉，王府则有以咸正无缺，岂非其盛欤？汉以后，其德固已不逮于古，而当时文章之盛，犹彷佛于三代。故太史公八书之撰，班固诸志之述，犹足以备一家之言。至于唐之六典，宋之会要，元之经世大典，则其文章气势，愈趋于下。而说者谓三代之后，惟唐制为尽善，而六典建官之法，足以上追姬周，则其亦未可经訾者。而比于典、谟，则有间矣。盖虞、夏、商、周，有帝王之制，而又有帝王之文。汉之文可矣，而制不备；唐、宋则文与制均之未至也。若今一统志、会典之作，欲以比隆于典、谟，而岂可与汉、唐、宋例论哉？

　　然愚独恨当时儒臣奉命，不能深明圣意，究述作之至，以勒一代之巨典，而容有采缉补缀，疏略抵牾于其间。盖一统志出于睿皇帝之命，而大学士李贤等为之者也。会典出于敬皇帝之命，而大学士李东阳等为之者也。是二者若以为圣人之制，则何敢议？出于二臣之手，诚不能无疵者。盖祖宗之功烈过汉、唐，亦宜有比隆三代之文，不宜猥琐于末议，牵制于文词。而贤等所载沿革、郡名、人物古迹，往往剽摘书传字句，诗人组绘之梧，不足以称王者之制。而职司事例，又多务简省，一代之因革，漫不可考。夫以祖宗之土宇，自古所未有；而祖宗之制述，亦自古所未有。而漫以若此，则二臣之过也。

　　今天子中兴，迈志宪古，已尝敕所司重修会典，则一统志亦将以次而及之矣。开局秉笔，固皆一代之长材茂学，必有所见，以广圣意者。愚犹以为彰往绪，扬休烈，以绍诸无穷，当属诸一代之宗工。而其体裁，宜依彷禹贡、周官之书，序山川必先其原委，于田土物贡，尤必著其详。而民风土俗，则略用汉地里志及后世图经之法。序官职必先其体统，于建废沿革，悉皆存其故。至于臣下论建，亦如历代书志、通考之类，兼存而并志之。又窃谓修书之臣，高帝之时多延天下有文学者，如梁寅、徐一夔之徒，皆以儒士在局。今拘于科目，一不可也。苏洵修礼书，必欲明实录以昭来世。今动有避讳，使人无从考实，二不可也。自古为书者，多出一手。今局务既开，议论纷沓，分门著撰，文体不一，三不可也。古之文章，必先体制；今之文章，驰骋浸淫极矣，而不要于古雅，体裁不明，义例不立，四不可也。明兴以来百七十年，岂无迁、固之徒，以勒成一代之典哉？愚生狂僭及此，惟执事宽之。

　　第二问

　　王者既以其身致天下之治，尤必思所以继其治，而诒以万世之业。故天下之本，在于太子。太子之教，不可不豫也。三代尚矣，其遗法至今犹存。禹有典则，而启敬承；汤有风愆，而太甲终允德；文、武有谟训，而成、康代为有周之令主。诚以天下之大，生民之众，天命之隆替，祖宗之继坠，咸有赖于一人。故曰：“一人元良，万邦以贞。”太子之谓也。太子之教，万世之所系也。

　　恭惟皇天眷佑，我皇上笃生元子，正东宫之号；螽斯繁衍，广藩辅之封。皇子赖天能胜衣，将出阁讲读。宗社休嘉，臣庶均庆。远稽古典，近考制度。斟酌损益，以适万世之中，以裨我皇上盛德至意者，不独文学法从之臣有是心，而亦江湖之士之所同也。愚所望于今日者，固三代之事而己，汉、唐、宋其何足以云？今者六傅之设，宾客之制，崇文、崇贤府坊馆局之建，官则备矣，而非古之三公三少之旧也。帝范之书，戒子之篇，元良之述，承华要略之制，教则详矣，而非古之典则之诒也。

　　古法之存于今者，惟周制为详。其可考者，在二戴之记及所称明堂青史氏之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日，而就宴室。太史持铜，御户左。太宰持升，御户右。比及三月，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太师缊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非正味，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有士负之礼，有择于诸母之礼，有知妃色就学之礼，有记过之史，有彻膳之宰，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工诵箴，瞽诵诗，百工执艺事以谏。有三公三少：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故成王之生，仁者养之，孝者襁之，四贤傍之，而德成也。

　　后世官非三代之官，而教非三代之教，始以为之法者，既无周密详悉之虑，而其为言，又无躬行心得为之本。而官僚并建，辞旨谆复，徒一时之美观耳。汉高祖、文帝之盛，所祟用者，叔孙生、晁错之徒，卒使惠以懦怯废事，景以任刻残物。武帝开置博望苑，以通宾客，宾客多以异术进者，而太子后遭巫蛊之祸。唐太宗教其子者甚悉，而聚麀之耻，实以身诲之。宋时家法虽严。而其所以为教，亦不切于身心性情之实。夫汉、唐、宋所为天下计者，未尝不甚详，而根本之地，如此其旷略，此宜其立国仅仅至此。

　　我太祖高皇帝创业垂统，洪谟远虑，莫非三代之法，而万世之计。立国之初，庶务倥偬，首建大本堂，图史充牣其中，招延四方名贤，为太子讲论经理，敷陈治道。又为昭鉴录，使知前代太子诸王之善可为法，而恶可为鉴。而成祖文皇帝又为文华宝鉴，盖为学而不知先代之故，则不足以有所感发而惩创。成祖之书，一本太祖之意，虽一事之善恶，皆在所录者。固以身为天下之所系，善恶起于几微，而治忽之端在于此，尤不可以不严也。

　　今日欲举三代之典，继祖宗之志，亦宜有可言者矣。愚敢条其所当急者：其一曰选宫僚。昔太祖不设专官，而以公卿兼领，以防后世离间之患。夫衔虽列于朝班，职则专于训导，不宜徒取文学，而用道德可为师表者。家丞庶子，皆宜选用吉士，以备其职。二曰慎与处。太子虽有宫官，而其所常与处者，则保姆、内侍、小黄门之属。女子、小人，导以非心，尤宜防虑。择其淳德谨厚者，而使之渐涵灌渍于德义而不知。三曰礼师傅。夫尊卑之分悬隔，则官属不得尽其忠。昔懿文太子之于未濂，仁宗、宣宗之于杨士奇。其相亲礼，往复辨论如家人父子。盖太子有子道臣道，不宜阔略相师友之礼，以成乖隔之患。其四曰明实学。世儒率谓天子之学，与韦布不同。文华进讲，不过采摭经中数条，以备故事，夫岂所以深探圣奥？必先专一经，以次而及其余。五曰辨仪等。盖富贵之极，惟其所欲，故周官有王后、世子会不会之文，所以樽节，使之不过。今宜饮食衣服，悉有制度，又使太子诸王，礼秩必异，所以防微杜渐，固万年之基。盖天下之事，莫大于此者。执事幸采而闻之于上。

　　第三问

　　三代之乐，不传于世。见于遗经，仅有可考者。君子追寻缺轶于千百载之下，因其辞以求其意，得其意而后足以会其辞。然必其有以深探古人之心，而会本末源流于一；而后可以斟酌古今，拟议制度，以为复古之渐，而未易言也。

　　当天下无事之时，世之君子，辄言曰兴礼乐。夫礼乐岂易兴哉？自汉以至于今，数千百年，明君良臣，相与咨嗟太息，讲求掇拾，卒无有复三代之旧者。而儒者又从而卑其说，以为礼以养人为本，少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盖谓随世可以制作。而不必尽合于三代。而不知三代之礼乐舍焉，则天下无所谓礼乐者。盖三代之制，皆非一世之事，自其初累世相因以为治，而驯至于大备。虽代有变革，而不过进退损益于其间。故异世而不可不袭者，礼也；其所不相袭者，礼之末也。殊时而不可不沿者，乐也；其所不相沿者，乐之末也。夫以三代之圣人，皆因于累世之故，故其乐易举而可行。至于后世荡然矣，又无圣人者以起之。而欲稽考于既废之后，岂不难哉！

　　乐之所从来久矣。黄帝使伶伦断大夏之竹两节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筩，以听凤鸣。比黄钟之宫而生之，以为律本。故后世皆宗黄帝之乐。周礼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之舞。分乐而序之，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祀地祇；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以九变而致天神、地示、人鬼。固九迢、六英、六列之遗也。黄帝之清角、英、招，其本声固在于此。世人自莫能察，而徒知求太古之音于洞庭之野。而不知周家之盛，固已备六代之乐，而周官岂其伪书哉？

　　说者谓其所序“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征，姑洗为羽”，此律之相吹者也。“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征，南吕为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征，应钟为羽”，此律之相合者也。乐之变数，皆用其宫之本数。黄钟在子，子数九，故九变而终。夹钟在卯，卯数六，故六变而毕。林钟在未，未数八，故八变而止。其究以感天神地示人鬼焉者，非如昔人天社虚危类求之说也。至和之气，寓诸器而托诸声，感应自然之理，无所不通，分天地人者，所从言之异也。虞书、商颂，推之固有合焉者矣。文中子曰：“化至九变，王道其明乎？故乐至九变而淳气洽矣。凤凰何为而藏乎？”盖圣人之制，随时不同，而非截然为数代之乐。成周兼而用之，以六代之乐配十二调，每乐二调，以一阴一阳相对而为之合。其感动神示，自有不容已者。故曰：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影之象形，响之应声。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降之以殃，其自然者也。他书所载，师文、师开之鼓琴，师涓之写濮上元声，其感薄阴阳，通于物类，要其理有不可诬者。

　　惜乎，周衰，王者不作，天地之气不应，而淫过凶嫚之声，竞以相夸。浸淫于后世，先王之制，遂不可考。汉之制氏，“仅能得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其后河间献王所得雅乐，天子但令太常以时存肄，不令奏郊庙。其郊庙及所奏御，皆俗乐淫声。西汉一代文章之盛，名卿才士辈出，而卒莫有能兴礼乐者。而亡国新声，代变日增。自此以往，岂复可冀耶？前世号知乐者，如荀勖、阮咸、张文收、万宝常、王朴诸人，卒亦未有以见之于用。而牛弘、何妥、郑译、李照、阮逸、范镇、司马光之徒，纷纷莫决。而士大夫之议，常与工师之说相悖，固有所谓订正虽详，而铿锵不协韵；辨析可听，而考击不成声；伥伥焉如瞽无目，而以手模指索，状物之形难矣。此无他，先王之制既废，后之人虽欲罄心思而测度摹拟于千百载之上，不可得也。故乐者，汉以前有司掌之，无不知其义；汉以后儒者求之，而卒莫得其数。有传与无传之异，又无先王以制之也。

　　虽然，乐者千世一理而已矣，不以有传而存，不以无传而亡。其始在于人心；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情动于中而发于声，虽成文，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千古之人心不亡，则千古之人皆可以制乐。而世之论乐者，不求夫乐之本，而区区于乐之数。夫其数可知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本末一以贯之矣。后之人不察，而殚精于壁羡尺度之间，较量于累黍多寡之际，致疑于钟律洪杀之节，纷纭于五声十二律变宫变征之异。夫乐诚不可以舍器数，而没于气数之中，则其力愈劳，而其数愈失。

　　盍亦反其本矣。太史公曰：“神使气，气就形，细若气，微若声，圣人因神而有之，虽妙必效。”庄周曰：“奏之以天，征之以人，行之以礼义，建之以人情” ；“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此之谓乐，无言而心悦”者也。古者百姓太和，万物咸若声律身度。五音、天音也；八声，天化也；七始，天统也；秋养耆老而冬食孤子，勃然招乐兴大鹿之野。然则明君在上，休养生民，陶以太和，万物之生各得，而天也之沴不作。然后吹律以生尺，命神瞽以写中声，以黄钟为声气之元，则太和熏蒸、八风顺序、凤仪兽舞之治，可复追矣。不然，虽使置局设官，招选天下知音之士，以研究律吕之精，无不符于先王。此为瞽史之事，而非治天下之本也。

　　第四问

　　王者之兴，必有一代之臣，以辅翼天下之治，而成弘济之功。夫有是君而无是臣，则上常患于不得其下，而君之事无所寄；有是臣而无是君，则下常患于不遇其上，而下之才无所展。然天将以开一代之治，而启其明良之会，既生是君，使之致摧陷廓清之功；则必生是臣，以致协谋参赞之力。盖天下之势，乱极而治，天之爱民之深，必不使之终于此也。故圣人之生，以安民也。而圣人之于天下，又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必得是人足以办吾事者，故贤臣之生，以佐圣也。自古大乱之世，未有无圣人而可以致治者，亦未有无贤臣而可以弘化者。如云龙风虎，气类自应，相须而成，相待而合，而乌知其所以然哉？

　　尧以前，如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之徒，非经所见，不可得而论矣。虞书所载九官十二牧，班班可考者。三代而下，以革命而有天下：则有如成汤有一德之伊尹，而后有升陑之师；武王有鹰扬之太公，而后有牧野之会。至于毕、散、周、召之徒，皆以圣人之德，奔走后先，御侮疏附，诗、书所称，有大功以配享于先王，暨其子孙，藉其休以有国者数百年，盖其盛不可及矣。

　　三代而下，汉高起布衣，诛秦蹙项，以有天下。而淮阴、绛、灌之徒，摧锋陷阵，以致其百战之功，而其时称萧何、韩信、张良，此三人者为尤烈。光武承王莽之乱，奋迹南阳，恢复旧物，则有邓禹、吴汉、贾复、寇恂、马援、冯异、岑彭、来歙之徒宣其力。唐太宗举兵晋阳，平隋之乱，则有刘弘基、李绩、李靖、房玄龄、杜如晦之流致其勋。宋太祖受周之禅，去五代战争之患，致天下于太平，则有赵普、潘美、曹彬之辈殚其谋。天下不可以无君，故立之君；立之君，不可以无臣，故生之臣以佐之。有尧、舜、三代之君，则必有尧、舜、三代之臣；有汉、唐、宋之君，则必有汉、唐、宋之臣。天之爱民久矣，不如是，何以戡定祸乱，克成太平耶？

　　慨自胡元入主中国，天下腥膻者垂百年。既而运穷数极，天闵斯人之乱，于是生我太祖高皇帝于淮甸，以清中原之戎，拯天下之祸，而援生民之溺。数年之间，定金陵，平吴会，克荆、襄、闽、广，胡虏不战而窜息于狼望之北。固宇宙以来所未有之勋，而圣人独禀全智，功高万古，神谟庙筭，有非他人所能赞其万一者。而一时诸臣应运而生，皆起于淮甸之间，乘机遘会，以成不世之勋，有若高祖之丰沛，光武之南阳者，此岂人之所为哉？盖将以开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治，故圣祖龙兴于上，而诸臣景附于下，乘风云之会，依日月之光，而昭诸鼎彝，铭诸策府，有非一时之所能殚述者。其大勋光宣炳烺于天地之间，如中山武宁王以下六王者，其功尤烈。天下之人至今能道之。他如朱文正　李文忠咸以内外之亲，而郭子兴、郭英、吴良祯、寥永忠、永安之徒，则以父子兄弟，后先致力效死于其间。大抵数总大军，以不杀为威，而沉毅好谋，定大事于一言，武宁之功为大。而开平之穷虏于漠北，黔宁之收功于滇南，此方面之功之最著者。其它或抚一城，或定一方，或专城而秉钺，或分阃而受寄，或敌忾以怒寇，或殄灭以为期，孰非体天地好生之德，勤皇祖安集之命，有功于方夏，而惠于元元者乎？国史之所纪载者，固莫得而睹。而往往见于儒臣铭章碑志之间，此愚生之所窃识其万一者。因念百六七十年，父子兄弟长养太平之世，方内无兵革之祸，戒虏之酱者，固我高皇帝天覆地载之功；诸臣匡持辅协之力，不可少也。

　　书曰：“丕显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闻于下。惟时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谋猷，罔不率从。”此之谓乎！今太庙既已配享，而功臣庙又有特祠，金书铁券，山河带砺之盟，于今不替。迩者皇上又兴灭继绝，开庙藏，览旧记，以昭元功之侯籍，使开平、宁河、岐阳、诚意之赏，复延于世。我国家之酬诸臣者，可以无憾矣。顾承平日久，为其子孙者，或骄溢于富贵。而不能体乃祖乃父之心，时陷法禁。从而弃之，又所不忍，而未免有“厚德掩息，遴柬布章”之讥。则高皇帝之大诰武臣，文皇帝之铁榜训戒，今日诚不可不申明而训敕之也。书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不敢动用非德。”敬以为今日献。

　　第五问

　　古之为天下者，养民之生；后之为天下者，听民之自生。夫听民之自生可也，又从而取之；取之可也，而不求所以为可继之道，则我之取者无穷，而民之生日蹶。民蹶而我之取者将不我应，国计民生，两困而俱伤，其何以善其后？是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

　　我国家建都北平，岁输东南之粟以入京师者数百万。舳舻相衔，接本江、淮。加以方物土贡，金帛锦绣，以供大官王服者，岁常不绝。其取于民不少矣。而比年以来，民生日瘁，国课日亏，水旱荐告，有司常患莫知所以为计。然惟知取于民，而未知所以救菑捍患、与民莫大之利也。大抵西北之田，其水旱常听于天；而东南之田，其水旱常制于人。盖其地有三江、五湖之灌注，而东南又并海，有堤防蓄泄，虽恒雨恒旸，而可以无虞。故昔之言水利者先焉。

　　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底定。”震泽即今太湖。周礼所谓具区、五湖，盖地一而名异也。尔雅：“具区。”郭景纯云：“吴、越之间有具区，周五百里，故曰五湖也。”其言五湖，犹江之言九江尔。春秋越与吴战于五湖，岂太湖之外复有四哉？其所谓具区、洮隔、彭蠡、青艹、洞庭，及季氏图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鉴湖为五湖者，非也。禹治扬州之水，西偏莫大于彭蠡，而东偏莫大于震泽。欲宁震泽之水，在于疏其下流。三江入于海，而后震泽无泛滥之虞。震泽固吐纳众水者也。西北有宣、歙、芜湖、荆溪、宜兴、溧阳、溧水数郡之水，西南有天目、富阳、分水、湖州、杭州诸山诸溪奔注之水，潴聚于湖。而由震泽、吴江长桥，东入松江青龙江而入海。溧阳之上，古有五堰以节宣、歙、金陵、九阳江之水。宜兴之下，有百渎以疏荆溪所受之水。江阴而东，有运河泄水以入江。宜兴而西，有夹苎、干与、塘口、大吴等渎泄四水。此治其原委之法也。三江，东南泄水之尾闾也；三江之流不疾，则海潮逆上，日至淤塞，而下流不通。此吴淞江之疏导，不可不先，而凡太湖以下诸江之入于海者，皆不可以不加之意也。

　　昔宋单锷尝疏东南水利书，苏文忠以为有利于民，条其事于朝，而亦莫能行之者，大抵承平日久，人习于苟安，稍有建国家之计，必以为迂远动众而不可用；故经国之虑，每至于格而不行。夫自汉以来，天下之用，不尽于东南。至唐、宋，而东南之民始出其力以给天下之用。然自吴、越窃据于此，乃能修水利以自给。外以奉事大国，而内不乏于朝府之用。是以其国不困，而民犹足以支。及天下全盛，江南不熟，则取于浙右；浙右不熟，则取于淮南。于是圩田河塘，因循隳废，而坐失东南之大利，以至于今。夫钱氏以一方用之，惟其治之也专，故常足于用；今以天下用之，惟其治之也泛，故常不足于用。呜呼！以天下之大而无赖于东南，则可以坐视而莫为之所；以天下之大而专仰给于东南，其又何可不考其利病而熟图之也？

　　先朝周文襄公、夏忠靖公治之常有成绩矣。然百余年来，已非其故。有司案行修举故事，已漫然莫知其故迹之所存矣。至又委之国贫民困。夫国贫民困已矣，任其困而贫也，则将何时而已乎？夫亦延访故老，徧考昔人之论，而求今日之所宜；又不必专泥于古之迹，而惟视夫水势之所顺。盖古今天时地势，陵谷丘渊，代有变移，必欲凿空以寻故迹，吾恐力愈劳，费愈广，而迄不可就，反为苟安目前者之所嗤笑。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而已矣。五堰百渎，可复则复之；白蚬、安亭、青龙江，可开则开之。或为纵浦；或为横塘；或置沿海堽身，堽置斗门，使渠河之通海者，不湮于潮泥；堤塘之捍患者，不至于摧坏。而又督成水利之官，常时相视，禁富人豪家碾研芦苇茭荷陂塘、壅碍上流，而仿钱氏遗法，收图回之利，养撩清之卒，更番迭役以浚之。而后利兴而可久，害革而民不困。不然，如近者尝浚白茆，曾几何时、渐就湮塞，此可惩也。今夫富人有良田美庄，犹不使之荒芜而加意焉，况东南以供天下之费乎？

　　抑是法也，非特可以行之东南也。齐、鲁之地，非古之中原乎？数日不雨，禾俱槁死；黄茅白苇，一望千里。父子兄弟，束手坐视，相率而为沟中之瘠。凡以沟渠之制废也。谓宜少仿古匠人沟洫之法，募江南无田之民以业之。盖于古吴则通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荥阳下引河，东南为洪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而朔方、两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关中，湋渠、灵轵引诸水；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溉田万余顷。岂独三江、五湖之为利哉？举而行之，不但可兴西北之利，而东南之运亦少省矣。天下之事，在乎其人。毋徒委之气数，而以论事者为迂也。

　　▼隆庆元年浙江程策四道

　　〈按隆庆元年丁卯浙江乡试时，太仆府君以长兴令入外帘，此乃主考委代作者。〉

　　问：自昔帝王立极垂统，为后世计，如禹有典则，汤有风愆，文、武有谟烈，其子孙能敬承之，故夏、商皆飨国长世，周过其历至于八百年。汉、唐而下，盖莫能比隆焉。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诞受多方。在御日久，万几之暇，辄亲著述。睿思玄览，自身心以至于天下国家，无一事不有垂教。而祖训一书，为圣子神孙虑，尤谆悉矣。其大经大法，世世遵守，昭如日月，固不待赞述也。乃若微言至论，为今日圣天子之绎思者，可得而详言之欤？我世宗肃皇帝凭几之言，告戒深切。皇上孝思罔极，遵承末命，改元一诏，风行雷动。乃至荒陬绝徼，含齿戴发之民，靡不拭目以观德化。伏读诏旨，称郊社等礼，各稽祖宗旧典，斟酌改正，有以仰窥圣天子法祖之盛心矣。诏条所列，固首奉皇考之教。中间与皇祖之训相符契者，亦可述其槩欤！夫臣子为君父陈烈祖之训，盖忠爱之至也。即有大美而弗彰，何以仰答鸿庥于万一乎？诸士子具悉以对。将为尔闻于当宁。

　　帝王之御天下也，欲垂万世之统者，必欲其谋虑之远；欲保万世之业者，必致其嗣守之勤。谋虑以垂统，仁之周也；嗣守以保业，敬之至也。是故德业光昭，而心源继续；显承丕大，而佑启无疆。自古有天下者，其祖宗肇之于前，而子孙继之于后，所以长世而不替者，用此道也。请因明问而陈之：

　　昔唐、虞之际，以天下相授受，而示之以精一执中之旨。彼其平时都俞叮咈，相告语于一堂之上者，无非此道。然犹咨命之谆谆者，诚以天下重器，不能不为之长虑也。故以天下与人，而并以治之之道与之，斯知所以与天下矣；受人之天下，而并其治之之道受之，斯知所以受天下矣。不然，徒以天下相传，则非尧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授禹也。夫三圣人面相授受，而犹如此，况祖宗之天下，传之子孙，而能不为之长虑乎？诚念今日得之之难，而他日保之之尤难，故垂训以为子孙计者，不容不详且切焉。是“故圣有谟训，明征定保”，禹惟有是训也，而其子孙能敬承之；有夏之历至四百年。“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汤惟有是训也，而其子孙能克从之；有商之历至六百年。文、武“宣重光，奠丽陈教”，故子孙嗣守大训，无敢昏渝；有周之历至八百年。盖禹、汤、文、武为其子孙虑天下者，如此其周，而启、太甲、成、康，所以保天下者，如此其至也。

　　我太祖高皇帝受命自天，奄有函夏。圣武神文，天经地纬。削平僭乱，海宇乂宁。登天下之贤俊，相与修明政刑。暇则又亲洒宸翰，睿思所及，动辑成书。如存心、省躬诸录，以至孝慈、女戒、昭鉴，其大者，如三编大诰、资世通训、洪范之注及又以意命群臣纂修宝训、律诰、职掌、集礼诸书，自古帝王著作之盛，未有如此之富也。若祖训录，特为圣子神孙深远之虑，尤详且切矣。尝自叙以为“创业之初，备尝艰苦，人文情伪，亦颇知之。自平武昌以来，豫定律令，颁而行之。至于开导后人，复为祖训一篇，立为定法。大书揭于西庑，朝夕观览，以求至当。首尾六年，凡七誊稿而定。我子孙钦奉朕命，不负朕垂训之意，天地祖宗，亦将孚佑于无穷矣。”于是颁赐诸王，且录于谨身殿、乾清宫、东宫壁。因顾侍臣曰：“朕著祖训录，所以垂训子孙。朕更历世故，创业艰难，常虑子孙不知所守，故为此书。日夜以思，具悉周至。抽绎六年，始克成编。后世子孙守之，则永保天禄。”大哉皇言！诚万世圣子神孙，所宜钦承而敬守之者也。

　　是书之目，有曰圣训首章，又有曰持守，曰严祭祀，曰谨出入，曰慎国政，曰礼仪，曰法律，曰内令，曰内官，曰职制，曰兵卫，曰营缮，曰供用。其篇袠简要，而条贯靡遗；纲领宏大，而精微具悉。历世保之，以为大训。至于朝廷之典章，百官有司之所行，有不待尽述者。请举一二明言之。

　　有曰：“凡古帝王，以天下为忧。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为心，则宜永受天之眷顾。”夫圣祖起自布衣，同时僭王叛国，芟夷殆尽，海内旷然，尤且惴惴然惧天下之起而相轧也。况自古承平之久，无常静之国。而南面之奉，可以娱耳目，悦心意者，交引于前，人主能时怀警惧，而渊涓蠖濩之中，此心卓然清明，则宴安之欲不生，而虑周于天下，衅孽之萌无所作矣。今日之所当绎思者此也。

　　又谓：“忧常在心，则民安国固。”盖惟望风雨以时，田禾丰稔，使民得遂其生。又谓：“四方水旱，当验国之所积，优免税粮。岁虽无灾，择地瘦民贫，亦优免之。”夫圣祖虽在深宫之中，乃至祁寒暑雨，靡不关心。当时庶事草创，建都封邑，征伐四方，用度广矣。而免租之诏，无岁不下。今天下宴然，而大司农往往告乏。岁一不登，议改折带征，有司且相顾以为旷恩矣。使闾阎不被免租之惠，民何以聊生！圣主顾长民嵒，思小民之依，简劭农之官，广蠲贷之泽，则海内之民乐生矣。今日之所当绎思者此也。

　　又谓：“帝王居安，常怀警备。动止必详人事，审服用。仰观天道，俯察地理，皆无灾变，然后运用。”

　　夫圣祖躬擐甲冑，出入兵间。及为天子，犹谨备之如此。人主必当俨神明之居，慎出入之际，端拱穆清，正容谨仪。和鸾之节，清道而行；开延英阁，以登魁磊耆艾之士，朝夕燕见，抽绎顾问，考古验今，则圣德日修，天眷日隆，亦不劳心于非意之防矣。今日之所当绎思者此也。

　　又谓：“平日持身之道，无优伶近狎之失，无酣歌夜饮之欢。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窥恣之专。”又谓：“内府饮食常用之物，设局于内，职名既定，要在遵守。”故当时日历圣政记所称，后妃居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无敢恃宠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给扫除之役。本朝家法，超绝前代如此。至今阴教修明，后宫顺序，尤望体圣祖述周礼设局之义，修掖庭永巷之职，使戴金貂之饰者，有济济谨孚之美，无戏敖骄恣之过。左右敕正，则王爵天宪不至旁落矣。今日之所当绎思者此也。

　　又谓：“四方诸戎，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无故兴兵，致伤人命。但胡戎与西北边境，至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以谨备之。”今日御西北之虏，其上策在于不攻，其无策在于不善守。谨备边塞，驱而出之中国，御之之道，惟此而已。若欲开边隙以快心于狼望之北，必无幸矣。圣祖尝戒诸王远出开平，谓：“守边之要，未尝不以先谋为急，故朕于北鄙之虏，尤加慎密。”今日之所当绎思者此也。

　　我世宗肃皇帝导扬末命，告戒深切。我皇上改元一诏，实奉皇考之教。明诏所谓“仰惟末命之昭垂，深望继述之兼善”者也。夫郊社等礼，所以遵祖训者，莫大于此。若夫言官加恤录之恩，方士致左道之辟，宗室解甸人之系，若卢施宽释之仁，百司严黜陟之典，铨选破资格之条，冗员申裁省之令，郡县别望紧之差，没虏布招怀之惠，殪敌速上功之簿，至于重贪墨之罚，督勘核之报，举大臣之赠谥，如闲散之名服，听监司之荐辟，所谓推类以尽义，通变以宜时，有难尽述者。

　　明诏又曰：“各地方官以武备为不急，以玩寇为苟安，得贼盗妖逆，隐蔽纵容，不早扑灭，往往酿成大患。”祖训所谓忧天下者，明诏得之矣。又曰：“天下军民，十分穷困，国用虽诎，岂忍照当征派。”四方闻之，孰不感泣！田租逋负，改折蠲免，与夫大官之所增派，尚方之所趣办，缮部之竹木，兵曹之子粒，多所停罢，则祖训所谓忧民者，明诏得之矣。又曰：“内府各衙门供应钱粮，朕加意节省，自有余。”又令户工二部科道，稽查各监局库段疋军器香蜡等物，祖训所谓内府设局，与周礼天官之义合者，明诏得若矣。若夫求贤纳谏，不一而足。凡可以正士习，纠官邪，安民生，足国用等项长策，仍许诸人直言无隐。此即祖训所谓防壅蔽而通下情也。然则与皇祖之训，盖无不相符契者。宜天下之人，如蹶而起，如聩而闻，含齿戴发，靡不拭目以观德化之成也。顾愚生犹惓惓于皇上之绎思者。实臣子忠爱之忱不容已耳。书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愚窃以为今日圣天子颂焉。

　　问：我祖宗列圣，世有实录。表年纪事，撰述功德，以为信史。迩者皇上深诏近臣，纂修世宗肃皇宗实录，载笔之臣，必能仰体宸衷，勒成巨典。然窃以先皇帝享国最久，年载旷悠，又无前代记注之书，编摩搜辑，成一家之言，若有未易然者矣。夫实录之名，何所起欤？抑古之论史，每难其事。昔刘子玄与宰相言二史不注起居，而欧阳永叔论日历之废，盖近代为史之通患。而子玄又谓史有三长。至曾子固序南齐书，其论美矣。二子之言，后世多称之，可得而备述欤？兹者先皇帝汇进史馆，当下之学官，诸士子皆得而与知者。宜以所闻著之于篇，其毋让焉！

　　经纶世道者，立一时之功；纂述先猷者，垂百世之训。大哉国史，所从来久矣。上古帝王，继天立极，功德与天地同流，其不可传者，与化而往矣；其可传者，独赖有史以存之。故巍然焕然之迹，亦与天地而同久。虽在千百世之下，而神明之号，天下之人皆得指而称之，何者？其托于史者无穷也。夫垂徽名而记往号，昭邃古而示方来，史之所系，其重如此。迩者明诏纂修我世宗肃皇帝实录，通行海内，博采遗事。明问特举以策诸生，敢不具述所闻以对：

　　夫左右史以记言动，自夏、殷以前已有之。周官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皆史官之职事。而诸侯各有国史。迄于战国纷争，秦灭典籍，而史官尚存。汉武帝以司马氏为太史。东京则班固为兰台令史，刘珍等著述东观，皆天下之选。故史记、两汉书，冠绝后代。自后史馆著作，莫不妙简其人，虽其文辞不能方驾前古，亦各一时之美。而陈寿以下，悉仿汉书之体，往往类萃诸家别录，而断代以为正史。正史之外，自唐武德间，房玄龄、许敬宗、敬播等，相与立编年之体，而实录之名自此始。太宗以下十五帝，每至易位，必纂实录。惟独宣、懿之后，以乱故缺。然及五季、宋、元，皆因之。而后之为史者，以之为依据。至我朝列圣相承，一如前代故事，每世必命纂修。固已敷宣景耀，崇阐大猷，金匮之藏，永世作典。祖宗之洪业，真与天地永久矣。

　　我皇上嗣登宝位，甫当朝庙之日，即降纶音，特命纂修实录，天下皆仰圣人孝思罔极，继志述事之大也。洪惟我世宗肃皇帝以上圣之资，抚中兴之运，上比列圣二祖五宗，飨国独为长久。嘉靖以来四十五年，振古之事，旷世之勋，特异畴昔。包括旁罗，错综铨次，在于今日，实为重难。尝考国初犹设起居注。而大明日历、圣政记，则学士宋濂所撰。其序以为幸得曰侍燕闲，十有余年，书之颇为得实。使他日修实录者，有所采掇，以传信于来世。自起居之官不设，而史馆论撰亦鲜，则今之修史，可以藉手者盖寥寥矣。夫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史家所因，惟有博采。自司马氏犹取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班书则世皆以为司马迁、王商、扬雄、歆、向之笔。自古以来，未有不裒聚众家而成者。故唐宰相撰时政记，史官撰日历。而宋则宰相主监修，学士主修撰，两府撰时政，三馆修起居注。此等之类，今并废缺，而欲以责成于一旦，盖因仍者之易为力，而创造者之难为功也。

　　我先皇帝大制作，大建置，固昭然揭诸日月，天下之人所共知之。若夫深宫秘庭，动静起居，群臣不能记也。圣性之渊懿，圣德之精微，如尧之安安，如舜之浚哲，群臣不能测也。至于类取诸司供报，博采群臣墓铭家状，夫进退百官，剖决章奏，裁处万几，钱谷甲兵四夷之事，百官有司典籍虽在，视诸故府，似乎有征，然曹分局别，岁殊月改，缀缉穿联，欲无抵牾，固亦劳矣。而一时臣工人品之淑慝，心迹之疑似，殊功伟德非常之事，奸宄凶慝梼杌嵬琐之形，墓志家状不足尽也。盖古之为史者，易于有所因；虽迁、固之才，不能无因而为也。今之为史者，难于无所述；虽有迁、固之才，无以自见矣。

　　当唐、宋之世，史官尚未放失。而刘子玄为萧至忠言五不可，其一谓汉郡国上计太史，以其副上丞相，后汉群臣所撰，先集公府，乃上兰台，故史官载事为广；今史臣惟自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状。若今之起居废失，得无如刘子玄之所论乎？欧阳修以为史官职废，其所撰述简略，百不存一，至于事关大体，没而不书，加以时政、日历、起居注，例皆积滞相因，故追修前事，岁月既远，遗失莫存，圣人典法，遂成废坠。若今之追修积滞，得无如欧阳修之所论者乎？

　　然则所贵良史裁酌体例，旁采异闻，考求真是，发愤讨论，使归于一。古人有言：“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先朝之事，尚在所见，则已异于所闻与所传闻远矣。抑尝读武帝本纪，诸志、表、传，皆史迁当时撰述。而班固、陈宗、尹敏、孟冀，共成光武本纪，后汉例传、载记。当时纪志，盖不废也。自实录专行，则纪志殆废。此尤史家之阙典。窃以为实录之外，宜用拟古迁、固之书，此不当待后世而定也。先皇帝大礼、郊祀、九庙、明堂、先圣祀典、籍田、亲蚕、章服、礼仪、河渠、刑法，诸所兴建，散入纪年，难以会通。当令首尾贯串，包络汇萃，可仿司马迁八书而为之。宰相百官，报罢不常，可仿公卿志、表为之。群臣之善恶，四夷之叛服，则列传、载记皆不可废。此即一代之史，非直俟数百年之后而为也。徒恃实录一书，所轶多矣。此方今史馆之所当议者也。

　　愚又谓汉史成于班固，唐历缉于吴兢、柳芳、崔巍，唐书成于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宋国史凡三书，后洪迈复请合为九朝，而续通鉴长编，成于李焘。本朝二百年，历列圣而未有统会之史。此亦方今史馆之所当议者也。

　　抑刘子玄又云：“史有三长，才、学、识。有学无才，如愚贾操金而不能殖货；有才无学，如巧匠无楩楠斧斤，不能成室；善恶必书，使乱臣贼子知惧，此为无可加者。”曾子固为南齐书目录序云：“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而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噫！能如子玄之论，得为良史矣；若子固所称，则又追迁、固而上之，盖唐、虞、三代之史官也。

　　兹者明诏采取遗事，诸生幸得躬逢其盛。惟时金马、石渠之彦，宜有其人。愚生草茅下士，独能诵习旧闻而已。述作大义，何敢僭及之！

　　问：古者国有大事，必合天下之议，所以集众思也。王通氏著续书，尝曰：议，其尽天下之公乎？夫黄帝有合宫之听，尧有衢室之问，舜有总章之访，皆议之谓也。”黄帝、尧、舜尚矣！三代以下，惟汉近古。请举汉之议者，其或是或非，或罢或行，亦有可论者乎？夫匡衡、张谭郊社之说何据？贡禹、韦玄成祖庙之议何本？董仲舒、师丹之请建限田，何罢而不行？祝生、唐生之请罢监铁，何议而不用？公孙卿、壶遂、司马迁改朔之议何取？贾让、关并、韩牧、王横治河之策孰得？先诛先零之谋，何以卒从赵充国？罢边塞置吏卒之请，何以卒用侯应？此皆汉之大事，而有国家者之所当考。昔韩退之“非三代、两汉之文不敢观”，诸士子皆通经学古，以待有司之求，必有能及之者。请言之以观所学。

　　欲尽天下之理者，必并天下之智；欲并天下之智者，必兼天下之谋。并智合谋，而天下之公尽矣；天下之公尽，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古者国有大事，常令议臣集议，不专于一人，不狥于一说，惟其当而已。是故大臣之言必用，小臣之论必庸，众思之集必绎，一夫之见必伸。故丘山积卑而为高，江河合水而为大，大人合并而为公。此古之帝王所以用天下之议也。王通氏论帝制恢恢乎无所不容，天下之危，与天下安之；天下之失，与天下正之。千变万化，而吾守中焉。故曰：“议，其尽天下之公乎？”汉制，大夫掌论议事。有疑未决，则合中朝之士杂议之，自两府大臣，下至博士议郎，皆得尽其所见，而不嫌于以小臣与大臣抗衡，其道公矣。若明问所及，皆一时朝廷之大务。然非当时能询采博议，尽天下所欲言，何以粲然著于简策如此。请为执事言其略：

　　古之帝王，郊祀天地，以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以降天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以出地祇。故祭天于南郊，就阳位也；祭地于北郊，即阴之义也。汉之郊祀，多袭秦故。武帝巡祭天地诸神名山，金泥石记，淫诬甚矣。成帝初，匡衡、张谭始建南北郊之议。以甘泉、河东之祠，非神灵之所飨，宜就正阳太阴之处。于是始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汉二百年间，郊祀不经。文帝贤主，犹拜灞、渭之会。相如文士，独留封禅之书。匡衡能本周礼，正一代之大典，论者或恨其不能尽复三代郊祀明堂配天之文，然其所论建亦伟矣。

　　礼王者受命，为太祖以下五庙，而迭毁。毁庙之主，藏之太祖之庙。五年而再殷祭，则毁庙未毁庙之主，合食于太祖。父为昭，而子为穆，孙又为昭。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以其始受命而王，故尊以配天。而不为立庙，亲尽也。太祖以下五庙，则亲尽迭毁，示有终也。汉之祖庙，至元始之际，大礼未备。贡禹始发之。韦玄成已议罢郡国庙，又本礼经所云，而建议如此。惟独以高帝为太祖之庙，而孝文以后，皆以承后属尽宜毁。故许嘉、刘向更议以文、武皆为宗。汉二百年间，祖庙无准。贾生通达，不著宣室之对；刘向博惟，附会家人之语。玄成能依古义，至一代之大法，论者犹疑其五庙七庙庙数之殊，然其所考据亦正矣。

　　自秦用商君之法，开阡陌，除井田之制。汉初不为限制。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赀数巨万，而贫弱愈困。故董仲舒欲稍近古，限民名田，以塞兼并之路。师丹言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可致太平。今未可详，请略为限。武帝方事四夷，内兴功利，宜未及此。而丁傅、董贤，隆贵用事，诏书虽下，亦寝不行。然至后魏孝文独用李安世均田之法，则仲舒、师丹之说其果泥乎？后之有天下者，能知此意，则井田虽未可复，而均田之法亦可少仿也。

　　自齐用管子之术，正盐筴，敛山泽之利。汉初以属少府。武帝用东廓咸阳、孔仅筦其利，郡国多不便。昭帝始诏贤良文学之士，问民所疾苦、教化之要。九江祝生等抗言，皆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毋与天下争利，示以俭约。而桑弘羊独以为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竟不果罢。自此迄于永平，寻罢寻复。然后魏宣武尝采甄琛弛禁之表，则贤良文学之议其果迂乎？后之有天下者，能知此意，则盐筴虽未可废，而取利之法亦不当甚密也。

　　汉自袭秦正朔，晦朔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张苍明习历，而仍水德之谬；公孙臣建改朔，而信黄龙之诞；百年历纪之废甚矣。司马迁、倪宽等，始谓帝王创业，改制不复用传序，则今夏时也。三代之统，绝而不序。请定考天地四时之极，则顺阴阳，以定大明之制，为万世则。于是招致方土唐都，分其天部，洛下闳运筭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昔孔子论为邦，言“行夏之时”，马迁之议，实本于此。此古今治历者之不能易也。

　　汉自武帝塞瓠子，其后河复数决，大为东郡害。平当领河堤，奏贾让之策；桓谭典群议，集关并、韩牧、王横之论。一代治河之说备矣。贾让谓：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之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水有所休息。因欲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复远泛滥。让之此策，视诸说最高。昔大禹治洪水，惟顺水之道，此古今治河者之所当知也。

　　夫中国之御夷狄，非以极兵势也，诚尽谋而已。西羌之反，朝廷发兵及屯田者六万人。酒泉太守辛武贤，欲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䍐幵。赵充国独以为虏即据前险，守浚阨，必有伤危之忧。独欲捐䍐幵之罪，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方是时，公卿议者不同。而充国独守便宜，玺书切责，坚不为动。卒不烦兵而自解散诸羌，罢骑兵，留屯田，以待其敝。大抵西羌之反，其萌在于解仇。充国急赴䍐幵之约，使先零不得先其约，此所以坐而得胜弄也。故制夷之要，若使夷狄得缔其交，非中国之利也。

　　汉自单于入朝，加赐皆倍于黄龙时。既自以亲好，愿保塞上谷以西至炖煌，请罢边备塞，以休天子人民。时群臣以为便。而侯应以为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里，草木茂盛。本冒顿依阻其中，来出为寇。至武帝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设屯戍以守之。如罢备边戍卒，示夷狄之大利。夫雁海、龙堆，天之所以纪华夏也；炎方朔漠，地之所以限内外也。国家苟与夷狄共地利，而无藩篱之限，则中国坐而受其困。由此言之，中国之要害，所当固守而不可失也。

　　夫郊祀、宗庙、井田、盐铁、历律、河渠、夷狄举汉之大事，而崇论竑议，槩具于此。今庙堂方有郊社宗庙之议，而天下田赋未均，监课折阅，历纪渐差授时之度，徐沛岁有治河之役，兀良哈之属夷翻为外应，受降城之故地，弃为虏巢，则此数者正今日之所宜考。毋谓汉卑而不足法，因是，而亦可以略追三代之遗文古义。所谓法后王者，谓此也。

　　问：六经之教，未尝专以仁为言，至论语一书，孔门之论仁始详。今观孔子之答问者数矣，而皆不同，何欤？夫若然者，则仁宜可以人人而至也。然孔子之所许者盖鲜矣。当时惟称颜子“三月不违”。若仲弓、冉有、子贡、公西华，门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陈文子，春秋之贤大夫，孔子概称之，而独不许以仁。顾惟于微子、箕子、比干而谓之“三仁”。于伯夷、叔齐而称为“得仁”。至管夷吾伯者之佐，而亦曰“如其仁”。抑又何欤？夫以仁之难造如此，而又谓博施济众，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则仁与圣犹有等欤？后之学者，皆以为孔子未尝言仁，而特与弟子言其用功之方耳。其果然欤？如此，则果何以谓之仁乎？士人自知学，即读论语，而不求其意，祗见诸说之纷纷，而无所取衷也。兹欲会而通之，必有至当不易之论。试言其大旨，以观自得之学。

　　甚矣，仁之难言也！非言之难，而体会之难。能体会之而自得之于心，则能以其所不同，而求其所同，以其所言，而知其所不言。虽圣人之于学者，随人异施，不可以一端求；会而通之，而至精至粹之理，一而已矣。夫惟天下之论仁者，病于不能自得之于心，而徒言之求，是以若彼其纷纷而不一也。执事发策，以孔子之言仁为问，欲观学者自得之学，愚生何知焉？虽然，论语一书，童而习之，敢不抚拾以对！

　　昔孔子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志欲有所为于天下，而时不能用。退而追述三代之礼乐，序诗、书、易、春秋，以备王道，成六艺。夫子自以为教天下如此尽矣。夫子既没，而门人记其微言，以为论语。顾若稍不尽同于前古圣人者，盖其平日独以仁之一言为教，则皆先圣人之所未尝数数然者。虽其孙子思传之，亦不尽用其说。孟子稍稍言之，而复以仁义对举，又非若夫子当时之独指而专言之也。

　　盖尝思之：夫子以仁圣并称，而又有仁人之号，则其所谓仁者，夫亦以其人品之至精至粹而已矣。夫如是，故以仁圣并言之。而当时学者，虽其才器不同，而其学于圣人，固其志举欲造于至精至粹之地。是以诸子之问仁特详，而夫子之告之不一，要其因才成就，而使之造于至精至粹之地者，则一而已矣。世之君子，见诸子之问，而夫子告之其不同如此，遂疑其所谓仁者，支离而难合，散漫而不可求，而不知其所以至之者一也。

　　惟其才器不同，引而进之各异。譬之于水，其可以导之于江者，引之以至于江；导之于河者，引之以至于河；导之为淮、汉者，引之以至于淮、汉。及其不已而至于海，一也。夫子之门，颜子、仲弓、子贡、子张、樊迟、司马牛，人见其皆入闻夫子之道，而不知其才器相去远矣。然夫子皆不逆之，随人以为之成就，使此数子者能遵其教，而莫不可至于仁。是乃夫子之善教也。使是数子者，夫子独举其一而皆告之，是使樊迟而欲为颜子，夫子必不若是之诬也。

　　然而此数子者，亦皆可至于至精至粹之地者，何也？若孟子之所谓“伯夷圣之清，伊尹圣之任，柳下惠圣之和，孔子圣之时”也。伯夷、伊尹、柳下惠，夫岂方于孔子？顾谓之圣，则亦造于至精至粹之地而全矣。譬之于玉，为玫为瑰为琳为珉之不同，而追琢之成器一也。故夫子于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而皆谓之仁，岂可同哉？管夷吾者，能以功利之术使诸侯归齐，而不能勉其君至王也。而以为“如其仁”，管仲之仁，岂又与微子诸人可同日论哉？夫子之门人，可与语圣人者惟颜子，与夫子皆步皆趋皆言皆辨皆驰矣，而独所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未能与化为一石。然亦已进于仁矣。夫子以“用之则行，含之则藏”，与之同其出处，则所谓“克己复礼”者，盖以有天下之事告之，故以为“天下归仁”也。若仲弓，出门使民，而至于邦家无怨，则南面诸侯之任而已。颜子与仲弓，同居德行，而相远如此，其为仁者不同如此，而况子贡以下哉？子贡之聘于诸侯，所以有大夫士之交也。子张之问政，所以言“恭、宽、信、敏、惠”也。樊迟之不知礼义信以成德，所以言先难后获也。司马牛多言而躁，所以言讱言也。然于是数者而进之，岂不亦皆至于仁哉？夫人之才器有大小，至于至精至粹之地为难。故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惠为圣，而夫子亦以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为仁；夫子之所谓仁，孟子之所谓圣也。然数子者，夫子告之则如此，而造而至之实难。故虽果如子路，艺如冉有，不佞如雍，礼仪如赤，使之治国家，理人民，立朝著，夫子皆许之，而不许以仁。以其至于至精至粹之地为难也。当时之大夫，忠如子文，清如文子，使之事伯朝，去乱国，夫子皆许之，而不许以仁。以其至于至精至粹之地为难也。若夷、齐让国逃隐。微子、箕子、比干之或去或奴或死，积仁洁行，以自靖自献于先王，岂不至于至精至粹之地哉？管子者，圣人盖未之许，若曰其于仁者之功，特如之而已。然则是数子者，夫子特进之而已，终莫能至也。

　　夫仁之精微，与圣同极。而他日子贡问博施济众，乃以为何事于仁，而必以圣当之。似若夫子之优圣而劣仁；而不知其意盖以为博施济众者，圣人身外之事业，立人达人者，仁者切己之实功。子贡未可骤以唐、虞之事许之，亦勉以忠恕而已矣。故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虽然，夫子之于仁也，岂终日为学者渎言之如此，盖皆因其有问，随其人而告之，孟子之所谓答问者也。当时高弟弟子，如颜子之外，曾子未尝问仁，而一贯之唯，岂不亦谓之仁哉？

　　而后之儒者，又谓夫子平日盖未尝言仁也，特言其所以为仁者而已。然则夫子之论仁，当见于何书？曰：夫子于系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又曰：“元者，善之长也。”此夫子之所谓仁者也。虽然，夫子岂有隐哉？凡平日之所以问答者，皆此理也。宋张敬夫尝类聚夫子之论仁，以为洙泗言仁录。朱子不取，谓圣人之言，随其所在，皆有至理，不当区区以言语类求之。可谓得其旨矣。后之学者，去圣愈远，其尊圣人为太过。至或舍其终日应用，与所以进德修业之实，而欲于虚空想像之中，求所谓仁者而名状之。夫天下皆知佛、老为空虚之说以惑世。而后之儒者，不求切实之功，舍夫子之所谓仁，而于空虚想象之中求所谓仁，此亦何以异于佛、老之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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